泰山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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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汉代佛教的传播区域以首都洛阳为中心。首先扩展到徐淮一带。山东是古代齐鲁的繁荣地区,盛行黄老学说,相信方术和道仙的人很多,佛教传入之初,很多人把释迦牟尼和黄帝、 老子并提,视为同类的神, 把佛教也看成是一种神仙方术,所以山东充分具备了接受佛教的条件,地处山东中部的泰山一带,也就成为佛教传入较早的地区之一。

       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要想在泰山这块土地上扎根,不但要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还必须同中国固有的哲学和宗教思想相融合。东汉末年以来,外来的僧人增多,译出不少佛经。为了和汉代兴起的“泰山治鬼”之说相结合,不少僧人在翻译佛经中,把“地狱”译成“ 泰山”。早在三国时期,吴国康僧会所译《六度集经》中, 多处附会“ 泰山治鬼 ”之说。例如,“ 命终灵魂入泰山地狱 ”(卷一)、“ 泰山之苦,难可想见 ”(卷四)。“死于泰山,泰山之鬼拔出其舌,著于热沙,以牛耕之,又以热钉钉其五体,求死不得, 殊恶如此 ”(卷五)。当时汉译佛经以意译为主,上述佛典中之“泰山”,不是传自印度或西域,而是译者把佛经和泰山民间信仰相揉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人们要求宗教作为精神寄托,容易接受佛教关于彼岸世界的宣传,大多数统治者又极力扶植,于是佛教逐渐兴盛起来。

       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佛图澄的弟子僧朗,为逃避冉闵之乱迁居泰山。在泰山西北的金舆昆仑山清除了虎患,创建朗公寺,讲解《放光般若经》,传授弟子僧等百余人。

       僧朗博学硕通,在当时佛教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南燕主慕容德授予僧朗东齐王的称号,并赐与奉高、山茌两县的封禄,以师事之。前秦主苻坚,“送紫金数斤,绢绫三十匹,奴子三人,以备洒扫”。不仅赠物,而且赠送奴隶!这样,由于统治者的扶植,一个小小的佛寺,发展成为相当规模的僧侣地主庄园。

    北魏开国皇帝拓拔圭,即使在军事倥偬之际,也要“敬问泰山朗和上”,要僧朗帮助他克服离王畿最远的地方。此外,后秦主姚兴、东晋孝武帝,都和泰山僧朗有过书信往来和厚礼馈赠。这在中国佛教史,特别是在泰山佛教史上,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对统治者的馈赠和来书,僧朗都有回音,在复慕容德的信中称:“僧朗顿首!陛下龙飞统御百国……荡平之期,何忧不一!”(《广弘明集》卷35)佛教主张出世,但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僧侣们普遍不与世隔绝,而是关心政治。

       当时一些名僧也经常往来于泰山一带,高僧道安就是突出的一个。道安对佛经的翻译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为佛教寺院定立规制;划一僧人的姓氏,道安以后僧尼一律姓“ ”,这些在中国佛教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道安翻译的佛典《鬼子母经》中,也有“死后亦入泰山地狱”之语。大约在前秦苻坚建元十七(380 381), 道安来到泰山,参加金舆谷之会,他的这次东下,可能是应僧朗的邀请。

       僧朗、道安以后一百多年,到了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法定来到泰山西北的方山开山,重修寺庙在方山之阴,为神宝寺,后又迁至方山之阳,为灵岩寺,法定被誉为开山第一祖。公元446年, 魏太武帝灭佛,灵岩寺也受到严重打击。但不久,文成帝继位,佛教又得到迅速恢复。这一时期泰山一带除较大的佛寺外,还有北魏时兴建的光化寺、谷山玉泉寺,北齐时兴建的四禅寺,以及普照寺等,寺院经济也相当发展,仅泰安白马寺就有寺田800余庙,并出现了寺院领辖而不向当地政府供输赋役的佛图户。

       魏晋以来,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到东晋后期,以宣传“空”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教的主流。泰山经石峪的北齐隶刻《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就是大乘空宗的主要经典。经石峪隶刻举无双稀世之宝,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19169月,康有为由曲阜到泰安,下车后直奔经石峪,他在古人的斗大字书前,佩服得五体投地,深深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所震撼!此外,光化寺和映佛岩也是刻的般若经,两处石刻距今已有1400多年。这些规模宏大的佛经石刻的出现,是佛教在泰山一带繁荣昌盛的历史见证。

       经过魏晋南北朝几个世纪的发展,佛教在泰山一带逐渐扎下根来,到了隋唐,由于统治阶段大力扶植,泰山和全国一样,佛教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隋文帝曾多次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 搜罗和剃度僧侣, 组织翻译佛经。开皇元年(581),“三月诏于五岳各立一寺”。开皇三年下令将朗公寺改名神通寺。开皇十三年,又令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开皇十四年,柴燎岱宗,诏河南王为神通寺(朗公寺)檀越,齐王为神宝寺(静墨寺)檀越,华阳王为宝山(灵岩寺)檀越。 所谓檀越, 就是向寺院施舍财物、饮食的世俗信徒。开皇十五年,文帝东巡泰山,诏访泰山名僧法瓒进京,后送舍利於神通寺, 并广造神像。泰山一跃而成为山东佛教文化的中心。封建统治者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佛寺、佛塔、佛像,为的是麻醉人民,但这些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风景轮廓的标志。试看今日泰山各地,凡有佛教寺塔之处,无不绿树成荫、景色宜人,给广大人民以美的享受。泰山集自然、人文景观于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而人文景观应该包括佛教文化艺术在内。

       灵岩寺到了唐代更加兴旺,其在全国的影响远远超出神通寺,出现一些著名高僧。唐初慧斌就曾住持灵岩寺,慧斌晚年为弘福寺住持。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就是在这个弘福寺,开始了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工作。弘福寺是唐代著名的大寺,这也说明了灵岩寺的地位。

       武则天在争夺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利用佛教为自己制造舆论,曾谕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僧服)处黄冠(道士)之前”。麟德二年(664), 高宗和武则天来泰山封禅时,打破以往帝王之惯例,先到灵岩拜佛,然后到岱顶祭天,说明高宗和武则天对佛教的重视。

       唐中叶以后,禅宗成为中国佛教最有势力的宗派,佛教完全中国化,禅宗在泰山一带也广为传播,据《封氏闻见记》和《 五灯会元 》的记载:唐开元(713741)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降魔禅师是禅宗北派领袖神秀的弟子,神秀告诉他:“汝与少皋之墟(泰山一带广大地区)有缘。”降魔大师敬奉师命来到灵岩寺,弘扬佛法,以后几年,学者云集,佛教规制,饮食上僧人过午不食、不饮酒、戒荤食,坐禅修行又常达90天之久。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清除坐禅产生疲劳,这样,茶就成为僧人坐禅理想的饮料。由于禅宗大力提倡,不仅泰山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

       唐代中国高僧鉴真曾东渡传法,鉴真在日本的第四代弟子,日本国慈觉大师在公元839年,随最后一次遣唐使入唐求法,慈觉大师在中国期间,对泰山等地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了解,回国后,用汉文书写了《入唐术法礼行记》,记载了在唐十年的经历,《入唐求法礼行记》一书,与《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并列被世界公认为古代东方三大游记。

       黄巢起义爆后,唐僖宗逃亡成都,僖宗也是一个佞佛的皇帝,中和三年(883),他听说泰山有一个叫大行的僧人,念诵《阿弥陀经》很有功夫。便赏给这个僧人一个赐号,叫“常精进菩萨”,赐爵“开国”,并且还召见他。《阿弥陀经》主要宣扬“极乐世界”如何“美妙无比”。“阿弥陀佛”如何“神通广大”,只要反复诵念“南无(皈依、致敬)阿弥陀佛”,死后就可进入西方“净土”。佛教净土宗就是通过这部经典而得到广泛传播的。

       灵岩寺在唐代是禅宗北派降魔禅师讲法的所在,但南派后来居上。南派禅宗临济宗势力最大,北宋时慧南和尚又从临济宗衍化为南派新系──黄龙系。慧南的弟子净如,就在灵岩寺阐扬黄龙系教义。黄龙系主张“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净如的弟子道询继续在灵岩寺住持讲法,足见灵岩寺是北宋禅宗南派的重镇,与少林寺是禅宗同派,两僧住持有时先后请同一名僧。

       由于禅宗一派构居深山大壑,标榜教外别传,因而会昌灭佛,五代兵乱影响较小,北宋时有僧侣沙弥500余人,又达到新的高峰,据记载,灵岩寺“每岁孟春迄夏首,四向千里老幼匍匐而来,散财施宝,惟恐不及,岁入数千缙”,可见香火之盛。北宋八个皇帝御书相赐,并规定灵岩寺的住持必须由皇帝直接派遣。灵岩寺现在尚存宋代彩色泥塑罗汉像40尊,其中有东土初祖达摩、庐山莲社慧远、天台醉菩提济颠(济公)、晋朝泰山僧朗、灵岩开山法定、净仁大师仁钦等名僧皆在,栩栩如生,梁启超誉之为“海内第一名塑”。灵岩彩塑不仅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能工巧匠的卓绝艺术才能,而且也是宋代泰山佛教昌盛的生动写照。

       南宋初年,金兵大举南犯。烧毁灵岩寺的殿宇、僧舍,年仅22岁的辛弃疾,鉴于僧众对金兵的愤恨,发动僧人抗金,联合济南地区其他佛寺僧众数千余人,编入耿京的抗金队伍。

       金元时期,境内“敕建”或“奉敕”明确寺产,并立“牒牌”的寺院40多处。元代佛教各派中,还是以禅宗最为繁荣,泰山西麓的竹林寺,在元贞年间(12951297),出现了“东振齐鲁,北抵幽燕,西逾赵魏,南距大河,莫不闻风趋赴。其道施者朝暮不绝”的盛况,这时的泰山寺院,不仅国内僧徒络绎不绝,海外僧人来泰山传经学法的也迅速增加。日本国邵元和尚,是临济宗东福寺开山圣一国师圆尔的法孙,“慕中国释教之盛”,在元泰定四年(1327)乘船来中国,他在中国期间翻译了大量佛经,结识了不少名僧,灵岩寺第39代住持僧息庵就是其中之一,息庵去世后,邵元在“息庵禅师道行碑”中,历述息庵生平,赞扬息庵佛门好事,其文情深意长,是一篇歌颂中日友好的史诗。

       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高丽僧满空等,渡鸭绿江来到南京天界寺,宣德三年(1428),登泰山访古刹,先在泰山西麓的竹林寺,后又到普照寺住持20多年,“佛殿、山门、僧堂、伽蓝焕然一新”,四方受法者千余人,还为朝鲜翻译了大批佛经。明天顺七年(1463),满空去世后,就葬在普照寺西南不远处。满空等高僧,到泰山虽然出于宗教的动机,但他们胆识过人,表现了惊人的毅力,在不同国家民族间传播与交流文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意义也就超出了宗教的范围。

       随着宗教的广泛传播,僧尼增多,封建国家从僧人中选任僧官,协助政府管理僧尼。僧官的设置,可追溯到东晋十六国,明朝为了加强对寺僧的管理,建立了比前代远为细密周详的僧官制度:中央设僧录司,掌管天下僧务;府设僧纲司,有都纲(从九品);州设僧正

司,有僧正一人;县设僧会司,有僧会一人,分掌地方僧务。洪武年间,泰安僧纲司、僧会司的司署分设于普照寺、资福寺。各级僧官都由僧侣担任,属于国家官吏,虽给予一定的优待,但不给薪俸(《明史·职官三》)。佛教附属于朝廷行政之下,失去了以往在政治上的一点相对独立性。

       景泰三年( 1452 ),规定各寺观田土不得超过60亩,“僧既不能输税其地令没官”。强调了寺院田地必须由朝廷收税的原则。但灵岩寺拥有瞻寺地3500亩,自宋以后就免差役,只纳税银,金元明时都奉旨税银和差役全免,一直到清代仍不纳税,这表明了最高统治者对泰山灵岩寺的重视。

       由于宋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趋强化,封建统治阶级提倡:“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于是经过隋唐时期的儒、释、道三教鼎立,逐渐走向三教会同。儒家主张入世,孔子对死的问题并不感兴趣,而佛学提出一整套关于生死的学说,为中国固有文化所欠缺;道家讲玄之又玄,恰与佛教空宗理论相通,中华文化伟大之处,正是不断地接受、改造外来思想,成为自身结构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一些大师继出,或倡禅净一致,或说性相融合,或论佛儒合一,使冷落的佛门,复有一番气象。泰山不少寺僧与封建士大夫往来酬和,宋大观(11071110)初,灵岩寺的住持仁钦,赐号静照大师,他在“灵岩建绝景亭以宴宾客,修崇兴桥以通往来,士大夫咸(都)爱与之游焉。”明正统(14361449)中,住持古奇,“能文

善诗,士大夫多敬重之。”万历(15731620)初,灵岩可长老,擅长诗赋,精通戒律,“名重朝野”。由于他对佛教教义有很高的造诣,被朝廷封为达观大师。不仅如此,当时儒家中也出现不少不受戒的佛门弟子,更多的士大夫虽未皈依佛门,却精通佛典,也有的出家为僧。元玉,字祖诊,弃儒从佛,康熙初年,卓锡普照寺,广结泰山社会名流,在寺东构筑石堂以读书,别号石堂老人。有《石堂集稿》等著作。 他提倡“道”反对“术”,主张把三教揉合在一起。

       至清代,由于泰山成为碧霞元君的道家的天下,红门原为佛教院, 这时由于香火冷落,院内除了原有的弥勒佛外,又供上“碧霞君”的神像,“敲着木鱼念佛经,烧香磕头供君”。红门宫边又筑起一座“孔子登临处”石坊,也设有香坛,这也正是儒、释、道三教会同的写照。

       除了儒佛相互渗透之外,佛道也逐渐结合。据《日知录》记载明神宗把他的母亲李太后尊为“九莲菩萨”,为李太后建大殿在“天书观”,天书观却是宋真宗时建的道教观宇,供碧霞君。斗母宫也是佛道结合的地方,斗母的全名是“先天斗母大圣君”,传为北斗众星之母,是道教信奉的神,可是大部分时间这里住的是尼姑。院中斗母殿原供斗母及十二星君像,东殿祀观音、文殊普贤菩萨像,西侧配殿又祀碧霞君。

       进入近代以后,佛教由于其繁琐的教义和死板的修行仪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急剧发展和变化,一直处在衰败的状态之中。民国十八年(1929),泰安成立了佛教协会,管理僧尼和保护财产。但并没有能够挽救佛教的日益衰退和没落。日本侵华时,徂徕山和泰安农村中较大的寺院大多被日军破坏。19466月,新四军攻克泰城, 规劝斗母宫尼姑还俗。同年,陈毅南下,途经泰安,游览王母池,令县人民政对七真像加以保护。

       1948,泰山有僧14,25人,散居农村各村僧尼20余人。

       1951年土改,多数寺庙改为学校或林场。保留下来的寺庙,寺田按政策处理,原来的僧尼逐渐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通过民主改革,寺庙废除了封建特权,僧尼群众过上了民主生活,正常的宗教活动也受到国家的保护。

      党和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正确主张,在“文革”时期被破坏,宗教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寺庙古迹、经像法物和艺术文物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正常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僧尼受到冲击。

       1978年以后逐步落实了宗教政策,1981年,原红门宫和尚永柱,被接回普照寺,进行佛事活动,普照寺属临济宗,是泰山南麓唯一的四方丛林。与此同时,尼正品、仁义住持属临济宗的斗母宫,正品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

       泰山佛教徒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维护和开放寺庙,有的因地制宜,从事林、农业生产,有的配合泰山旅游,从事服务性行业, 清修与劳作并重。一些重点庙宇,也成为国际佛教界人士和其他外宾、华侨参观访问、交流佛教文化的场所。近几年来,泰山佛教徒在信奉的教义中,又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包括佛教教义中的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它的广大行愿,但对以上教义赋予新的内容,即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人群, 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这种思想,既继承了佛教原有教义和修行方法,又对原有的教义作了新的发挥。其目的在于自觉地共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人间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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