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泰山——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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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的《史记.封禅书》把传说中的古代帝王直至秦始皇、汉武帝的泰山封禅活动进行整理,给予生动翔实的记载介绍,从而使这种富有浓厚政治、文化色彩的祭祀活动,引起后代帝王重视,作为隆重的国家大典加以延续。《史记》作为史书的范例,其《封禅书》也成为后世修史的重要内容,列出专章加以记载。可以说,对于封禅进行专门研究,始于司马迁;把封禅列入史书专章,亦始于司马迁。这是他对泰山文化具有开创性的独特贡献。

       司马迁(前145_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人)。他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秦始皇时为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汉初为长安“市长”,祖司马喜没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父司马谈,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_前135)为太史令。司马迁十岁时随父到长安, 开始学习古代文献,并受学于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时,大约是奉父南下远游,从京师出发,“上会稽,探禹穴,闚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同上)。约在二十五六岁时登上仕途,担任“郎中”。元鼎六年(前111)秋, 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元封元年(前110)春正月,汉武帝准备东巡齐鲁,封禅泰山。司马谈侍从武帝到洛阳, 因病不能前行。司马迁从西南返回,见到快要病死的父亲。父子执手而泣,司马谈作了临终嘱咐:“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 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对这番教诲刻骨铭心:“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同上)”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父职, 作了太史令。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外阅读、整理历史资料。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把《颛顼历》改为夏历。 改历结束后,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时,意外的灾难降临。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迁震惊。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曾与他同事,认为他是明“国土之风”的“奇士”,委身匈奴的迫于形热,日后必然寻机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便以此相告。武帝认为是替李陵辩解游说,因而大怒,被问成死罪。当时根据两条旧例可以免死:一是拿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家贫无钱赎罪,而接受“腐刑”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并不怕死,但是想到著述大业“草创未就”,不应轻于赴死,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著述。太始元年(前96)六月,汉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实际是以宦官身份在内迁侍候。太始四年(前93),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十二本纪》、《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说明他的著述此时已基本完成,时年五十二岁。此后司马迁事迹无考,大约卒于武帝未年(前87)。除《史记》外,曾有八篇赋作传世,今存《悲士不遇赋》。

       《史记.封禅书》是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作。司马迁以“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的亲身见闻,结合对封禅文献的研究,“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他首先对于封禅的起源作了可贵的探索。

       司马迁父子认为封禅是远古流传下来的礼仪。司马谈称汉武帝封禅是“接千岁之统”,而不言承秦代封禅之制。司马迁《封禅书》也在开篇即指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卦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其具体仪式,是“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于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张守节《史记正义》)。举行封禅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是改朝换代,即“易姓而王”;二是致太平,即出现太平盛世;三是君王有德,“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亦不能成功;四是符瑞见,即出现吉兆。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要求比较严苛。所以并不是所有君王都可以举行封禅,以致于“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花了很大力气,搜集到一些有关封禅的历史文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条:

       一是《管子》一书中的《封禅篇》。这大约是司马迁见到的最早文献。管子首先提出远古以来七十二代帝王封禅说,《史记.封禅书》中予以引录:

       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昔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俈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

       二是孔子关于泰山封禅的言论,出于《韩诗外传》等书,亦在《封禅书》中引录:

       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  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后陪臣执政,季氏旅于泰山,仲尼讥之。

       三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封禅赋》。《史记.马相如列传》是加以转引: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历撰列辟,以迄于秦。率迩者踵武,逖听者风声。纷纶葳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续《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也。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也.....

       但是,司马迁并未完全把这些材料直接作为信史。他认为仅有这些尚嫌不足,因而采取了审慎态度,取《尚书》中的记载,以大舜祭祀泰山作为封禅的直起点,即所谓“岁二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此后有“禹遵之”,以至于周,遂成系统。因为资料文献缺乏,司马迁对封禅起源的研究受到很大限制,远未究其究竟,但这种探索精神是相当可贵的。

       《封禅书》以主要篇幅详细记载了秦始皇、汉武帝的封禅活动。

       秦始皇兼并天下,改正朔,易服色,“即帝位三年(公元前219年), 东巡郡县,祠邹峄山,颂秦劝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在议论了一番古代封禅礼仪后,“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基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封禅书》)。封禅的具体仪式,是采用“祀雍上帝”之礼。秦在雍(长安西南)设  、密、上、下四畴,分别祠白、黄、青、赤四帝。上帝即天,祭天称“郊”,与“封”内容一致,祭献用驹、犊、羔三牲及珪币,礼毕“皆生瘗埋”。

       封禅仪式完毕后,始皇便匆匆“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从而把封禅与求仙拧在一起。当时源于燕齐一带的方仙道十分流行,他们认为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封禅书》)。始皇巡海上,“冀遇到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于是先后派遣徐福、卢生、侯公、韩终、石生等人入海求仙。卢生入海归来,献上“亡秦者胡也”的谶言。始皇立即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三年后,卢生又说仙药可求,只是有恶鬼作害,要避免,就不能泄露皇帝行止。于是始皇自称“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如此不计工本,惟命是从,孰料卢生等人却逃跑了,理由是:始皇贪婪残暴,秦法过于严酷,根本无法求得仙药。始皇暴怒,坑儒四百六十余人,作为对卢生等人的报复。徐福的求仙整整经历了九年,始皇一直挂在心中念念不忘,其间两次东巡查看。第一次,徐福称已登上蓬莱拜见大神,只因所带礼物菲薄,不能见到仙药。欲得仙药,须选送男女三千人,携五谷良种去见大神。第二次,徐福称仙药可得,却又因蛟龙大鱼作乱,船不得停靠神山,须配置连发机驽及弓箭射杀之。恰逢始皇梦与海神搏战,海神的模样与人相同。根据占梦博士意见,这海神正是蛟龙大鱼的象征,射杀它。便能找到真海神。于是始皇为徐福装备巨型鱼网,并亲自伺侯在连驽机旁一同下海,行至芝罘岛,一条大鱼浮出水面,始皇亲自射杀,除去了获取仙药的障碍。不料神山仙药仍未找到。此后徐福一去不复返,始皇在求药不得的归途中崩于沙丘。秦始皇的封禅与东巡求仙,真可谓“死而后已”。

       汉武帝即位,有白麟、宝鼎之瑞,正应合武帝急于封禅的心理。元鼎六年(公元前110年)下诏证涉西方北方,并亲率大军“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 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经千余里,威震匈奴”(《汉书.武帝纪》),然后先祭华山、嵩山,三月登泰山,因“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封禅书》),即玉皇顶之汉无字碑。武帝乃东行至海,求蓬莱仙人之属。四月还泰山,先于梁父禅地,又在泰山脚下东方,按照祭祀太一神的仪式举行封礼,其封土高九汉尺,阔一丈二尺,封土下秘埋玉牒书。封礼之后武帝独带奉车子侯霍嬗上泰山极顶,再行封礼,其仪式与内容皆秘之,第二天,自泰山之阴返回,按照祭祀后土之礼,再禅于泰东北之肃然山,开创了两封两禅的先例。山巅封礼的唯一见证人霍嬗不久已暴亡,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这显然与武帝神秘其事有关。典礼完毕,武帝在泰山旧有的明堂接受群臣朝贺祝寿,并颁布诏书,宣扬在泰山见到的种种神异,表示封禅已为上天接受,并改年号为“元封元年”。为了便于巡祀泰山又专门下诏:“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想以泰山脚下的奉高城为东方行辕。元封二年,武帝据济南人公玉带所献《明堂图》,在泰山东侧周明堂遗址不远处重建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封禅书》)此后汉武帝双多次来泰山举行封禅大礼,并在明堂中朝见诸侯。

       汉武帝伴随封禅泰山的求仙活动,较之秦始皇更为急切。他本来就“尤敬鬼神之祀”,热望得仙长生。早在即位之初,方土李少君便以献炼丹术、却老方见宠。少君称:“祠灶则致物,至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封禅书》)黄帝边封禅边求仙炼丹,最后升仙而去,正合武帝心愿,也正是武帝封禅泰山的模式。据《岱览》、《莱芜县志》等记载,武帝曾命少君求仙于泰山东南之新甫山,建迎仙宫,新甫因此又名宫山。有少君祠、迎仙宫遗址。后来少君病死,武帝却以为尸解而去怅然若失。其后齐人少翁又以方术使武帝与死去的李夫人相见,被封为文成将军。后用帛书喂牛,假充牛腹生书之异,上书时被识破笔迹,于是被杀。后来与少翁同师学艺的栾大得宠。栾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自称经常来往于海中,能见到安期生、羡门等仙人,但因身份而得不到仙方。武帝乃以二千户封栾大为乐通侯,赐甲第、僮仆千人,又将卫长公主嫁他,以金万斤为嫁资,又任为五将军之职。于是“大见(武帝)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齐燕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是年秋,栾大派去下海求仙的人不敢下海,因而上泰山祭奠。武帝使者随行监督,见方术用尽而无效验,栾大因之被杀。又有齐人公孙卿假托仙人传言。鉴于少翁、栾大的教训,劝说武帝要坚信神仙可求,但不可急于求成。武帝乃令天下郡国整治鬼道,在名山修筑宫观、祠坛,并遣使居之,以伺仙人驾临。次年又匆匆赶至东海。依方土之说建五城十二楼,命曰迎年宫,并亲往礼祀上帝。返程到泰山,行巡守告祭之礼,并加禅泰山南部的石闾山,因为方士皆称此处为仙人之闾,故又命改称仙闾山。武帝求仙凡五十年,封禅祭祀泰山八次,对方士言听计从,却无任何效验,“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靡不绝,冀迂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封禅书》)。司马迁在这些客观记述之中,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泰山封禅既然是天下统一的标志和象征,那么秦皇汉武的荒唐之举就不能仅视为笑料。司马迁正是从这些举动中透出的消息,反映出的政治内容,来寻求春秋至秦汉之间思想变革的轨迹,显示了他求实的探索精神和高人一筹的历史眼光。

       在统治思想方面,秦朝奉行苛刻的严刑峻法导致暴亡。鉴于前车之覆,汉初统治者尊奉黄老,无为而治,使人民在战乱之后得以休养生息,无疑是正确得当的过渡措施。但要“永惟万世之统”,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思想体系,这是历史发展向秦汉学术思想提出的重大课题。汉初陆贾、贾谊开始强调儒家礼仪的守成作用,但统一思想的萌芽可追溯到更早时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的齐人邹衍,即利用《周易》的“阴阳消息”(矛盾的消亡与生息)为立论基础推出阴阳五行说。以之解释社会发展,则形成“五德始终”的历史循环论。其后《吕氏春秋》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宇宙万物为一体,从天、地、人相参的角度来沟通天人关系,为统一帝国作出论证。秦始皇即依照五行说制定出一整套制度。汉代淮南王刘安门客编集的《淮南子》以天人合一为原则,企望建立一种制度来规范社会,统一人心。武帝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兼采诸家学说建立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为刘汉五朝的合理性、永恒性作出论证,并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加强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控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武帝推行这一学说的必然行动,秦汉学术思潮也从“百家争鸣”的思辩转化为“独尊儒术”的崇信。

       《封禅书》中较多地保存了有关这种变化的资料,其中也不乏司马迁思想的积极影响。这表现在他肯定重大变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赞扬秦始皇“兼并六国”、汉高祖“改制易俗”;于历史发展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认真考察历史现象之始末,于盛世观其衰迹;着意于反映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所谓“略协古今之变”。他在《报任安书》说自己“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的目的,就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表现出高度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历代修史书者,无人能达到思想高度;《封禅》一书,近乎政治思想变革史,后世论封禅者,更无人达到其学术水平。

       司马迁一生曾多次来往于泰山。他二十岁时奉父命南游,并在向往已久的泰山领略峰峦之伟岸,考察封禅的遗迹,流连低徊,不能遽去。先父的遗恨,使司马迁对泰山的崇敬情感更加刻骨铭心。武帝历次到泰山,司马迁皆为随从,详于记述(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他“承敝通变”的《封禅书》。

       司马迁对泰山文化的贡献,不止于《封禅书》和《史记》中有关泰山的文字,更在于他的崇高精神和峻洁人格。遭李陵祸后,司马迁“身直为闺閤之臣”,“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他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来激励自己忍辱负重,完成著述大业。泰山在他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他把“重于泰山”作为崇高的精神境界引入人生哲学,富有雄壮的阳刚之势。他在《报任安书》中还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理义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他自己正是把事业置于生死之上。这种砥砺名节,慎于生死,推崇建功立业,名扬后世的思想,这种高度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把个体对社会应承担的现任置于崇高地位的进取精神,是他一生辉煌的写照,也是泰山文化乃到民族精神中宝贵的财富。

       与这种精神密切相联,他还十分推崇“不羁之才”、“倜傥非常”之人,肯定他们在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作出的重大贡献,和他们对社会不平的积极反抗,对黑暗的尖锐批判。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他的《史记》,也正是这种“发愤著书说”的具体实践,所以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是他的“舒愤”之作,不是精神的自我解脱,而是为了“遂其志之思,”寄希望于未来,执着于对理想的追求。这种不畏艰难的宏伟气魄和自强不息的可贵品格,也在激励着百折不挠、勇于创造的民族气质,强化着凝重深沉、坚韧不拔的泰山精神。

                                                                             (文章转自《中国泰山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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