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封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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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省枣阳县西南)人 。史称“高祖九世之孙”。经历数代,由嫡系转而旁系,只能说是西汉宗室。他是东汉的第一位皇帝,以维护刘氏皇权正统起家,以维持刘氏正统而即帝位,又以维护刘氏正统而终,总其一生,生于末世,以种种权术平乱世,兴一统,以旁系而继嫡系正统,也算得上政治圈中善于纵横捭阖的人物。

       既然光武帝刘秀是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本不应有“统”与“不统”的问题,只是因为西汉末年社会危机加剧,出现了一个王莽改制的现实。王莽曾于公元8年公开称帝,改国号为“新”,刘氏皇权的统绪中断,所以刘秀即位,才又续上刘氏皇权的系统。这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的一大政治特色。

       西汉末年,社会危机加剧,豪强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甚至田连州郡,贫者无立锥之地,四处逃亡,在死亡线上挣扎。匡衡农家出身,以好学著称,精通儒学。后官至丞相。汉元帝时,他曾向皇帝建议:

       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汉书·匡衡传》)他以为,“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踰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显然,匡衡以儒学的道德家的面目出现在朝廷和政治圈里,这就是说,匡衡主张重义轻利,至少是不贪利。然而,在世俗社会生活圈子里,匡衡又确确实实是一位“好利之臣”,几乎是贪得无厌的。他本来享有31万亩土地的租税,后来巧取豪夺,扩充了4万多亩土地。结果,“有司奏衡专地盗土,衡竟坐免”,免为庶人,终老于家。另一位专事兼并土地的是张禹 。张禹字子文 ,亦官至丞相。《汉书·张禹传》称。“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张禹一生,受皇帝赏赐甚多,他任宰相6年,得黄金百斤,益封400户,前后相加,共千户。史书称“天子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匡衡出好。张禹也好,统统皆崇尚利禄,并且是兼并土地的巨富。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就必然贫困。鲍宣给皇帝的上书中讲到西汉末年民有“七亡”、“七死”:

       今世俗谓不智者为能,谓智者为不能。昔尧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众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赏人反感。请寄为奸,群小日进。国家空虚,用度不定,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吏为残贼,岁增于前。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贵,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           (《汉书·鲍宣传》)

       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决不是仅此一端,但仅此一端就可以窥见其百弊丛生,内外交困的状况。社会分配不公,就一定会出现再分配;再分配依然不公,社会结构就会震荡、变动,甚至改组。质言之,经济分配不合理,会导致权力再分配,以权力再分配来改善经济再分配,总之,达到大体均衡为止。这种再分配有时是和平的,有时是剧烈的,成功或失败都有可能,这要由当时社会结构中各方面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但是,不管成功或失败,也不管这个过程何等曲折复杂,社会总要通过相应的方式将分配不公调整到相对的合理度。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的第一个调整是王莽改制。

       王莽字巨君,是孝元皇后的侄子。孝元皇后的家族在元、成两世,备受宠幸。一家有9位封候,5位大司马,地位显赫。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未曾得封,所以“莽独孤贫”、“勤身博学”。因侍奉大将军王凤而进入仕途,“拜黄门郎,迁射声校尉”。汉哀帝死,王莽与孝元皇后合谋,立9岁的刘为平帝,王莽任大司马,实际上掌握了朝廷大权,自称汉安公。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向平帝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说拉拢人心,亦可;说改善自身形象,亦可。与此同时,广封汉家宗室,扩充太学,增加博士人数,迅速获得了统治集团的支持,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平帝年仅13岁,就一命呜呼!王莽又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帝,自称“假皇帝”,人称“摄皇帝”,3年以后,王莽自称皇帝,王莽称帝,对汉王朝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来说,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遗憾的是在西汉末年的老官僚框架内,实行改制,委实困难重重。不过,王莽改制的本身,却不无道理。

       其一,改革田制和奴婢制度。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一井者,分馀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汉书·王莽传》)王莽改革田制,打着复古的旗号,以古代井田制为思维依据。他以为一夫一妇有田100亩,然后按收成1/10纳税,就国家富裕而人民富足。只是秦代残暴,向人民征收厚赋苛税,使得老百姓穷困不堪。到汉代,减轻赋税,曾主张30税1后来剥削加重,名义上30税1实际上10税其5。“ 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 ”。引文中“ 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馀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是说一户男人不满八人而田超过900亩者,就应将多余的田分给别人。并且宣布,反对井田圣制,目无法纪,造谣惑众者,一定严惩不贷。上述引文中的另一项改制,就是“奴婢曰‘私属’”。改革的目标是禁止买卖奴婢。王莽认为,将奴婢投放市场,自由买卖,极不人道。“置奴婢上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他以为这是有背于孔夫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论断。使奸虐之徒,“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必须改变。

       其二,五均六斡。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五均六斡是政府利用权力控制市场,平稳物价,限制工商主的过分盘剥: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兼并也。基本办法是在长安设市令,在洛阳、成都等大城市设五均司市师,在各郡县设司市,管理市场,征收税款,调节物价,乃至发放贷款。另外,将盐、铁、酒、铸钱、税收以及五均赊贷共6项,由政府调节、控制、管理,称六斡或六筦(管)。但是社会政策的规则性常常与社会运行的不规则性产生纠纷乃至极严重的矛盾。王莽的经济政策在执行中,上下有矛盾。例如,市令常常与大商贾勾结,上下其手,政商配合,贱买贵卖,巧取豪夺,受害的反而是小商贩和农民。山林水泽生产,收1/10的税,标准各异,计算不同,对渔猎业、小手工业反而构成打击和限制。

       此外,王莽还搞了币制变革。历史的事实是,王莽的变革失败了。有人以为,王莽的改制是复古反动;有人以为,王莽是篡权复辟;也有人以为,王莽改制是打着复古的旗号,来解决当时西汉末年确实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只是由于主观愿望与客观存在的差距太大,王莽改制不仅受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烈反抗与破坏,也受到当时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干扰,良好的愿望在历史的怒涛中被搅得七零八落。但是,王莽的改制,自称为王,却给刘姓子孙一帖清醒剂,深感若不改弦更张,刘氏江山必将瓦解。刘秀的起事,就是应这个历史潮流而产生发展,终至于成功的。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废除汉王朝的封爵,并禁止刘姓人做官。当时许多地方军阀,甚至农民起义军,纷纷打刘家的旗号反对王莽。割据河西地区的军阀隗嚣,打着刘家旗号,农民起义军绿林、赤眉也都打着刘家旗号,刘秀兄弟是宗室后裔,可以打正宗的刘氏旗号,于是刘縯(刘秀之兄)、刘秀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先后起事。他们利用了农民起义军,最后又消灭了起义军(刘縯被绿林军立的更始皇帝刘玄杀死),刘秀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在河北称帝,后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立政权之后,确也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他执政期间,曾9次下令释放奴婢和禁止随意杀害奴婢: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奴婢,不得减罪。”冬十二月甲寅,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后汉书·光武帝纪》)在汉代,官奴私奴成群,奴婢的社会地位低下,命运十分悲惨,不言而喻。从王莽开始,都想解决这个问题。王莽的改革是平和的,靠的是行政命令,而且是在原来旧体制结构之内进行,因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失败。刘秀则不然,刘秀通过长期战争,重新构筑了自己的行政体制结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概率较少;另外,各地农民起义,豪强纷争,相对地削弱了主人奴婢的社会结构。因此,刘秀的释放奴婢、禁止买卖奴婢、禁止随意杀害奴婢的政策,虽没有取得彻底的成效,但大大缓解了这个社会矛盾,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刘秀和王莽一样,在理论上和道义上,都是以孔夫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为旗帜,刘秀成功,王莽失败,只是刘、王二人推行社会政治伦理的手段和机制不同而已。

       东汉光武帝刘秀即帝位后另一重大措施是减轻赋税, 由10税其1,改为30税1。为了公正纳税,必需查清田亩。诏曰 :“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后汉书·光武帝纪》)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后汉书·刘隆传》)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经王莽、赤眉、绿林以及各地豪强纷争消长之后,土地所有关系必然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刘秀及时地宣布30税1,安定人心,然后丈量田地,合理地纳税征赋,对促进生产的发展是极为有益的。

       其三,在安定边陲方面,东汉光武帝刘秀虽然不象秦皇、汉武那样功绩显赫,但他善于使用杰出将领,对安定西北与西南边境的军事纷争、维护一统的局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东汉光武帝刘秀以为,他自己最大的功绩是恢复刘氏正统,因此,他的许多活动与这一基本思想有关,而封禅泰山则更加关系密切。早在刘秀进兵河北、即帝位之前,就流行两条谶语: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后汉书·光武帝纪》)

       前一条是光武帝的老朋友强华从关中送到河北的《赤伏符》;后一条是光武帝即帝位后宣布的谶记。两汉时代,迷信思想普遍盛行,民俗生涯,政治生活,学术思想,无不受其影响。许多社会学术著作中,都带着这种色彩。谶,本是方术之士预言吉凶的文字。前人考定,始于秦。纬,纬书之省,对经书而言。汉人伪托孔子之作。以儒家的经义,附会人事吉凶和社会治乱兴衰,有所谓《易纬》、《书纬》等等。谶与纬,合称谶纬。王莽、刘秀都利用这种咒式的迷信预言来为自己夺取皇位服务。刘秀到河北之后,他的朋友强华以“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来劝进刘秀,建议他当皇帝。刘秀起兵之时,年28岁。这就是“四七之际火为主”的真实意义。至于“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也是说明刘秀该当皇帝。因为繁体的刘字,人称“卯、金、刀”,即“劉”。显然,这些符谶是人造的,但人造的符谶却能起着令人信服的作用,起着运转政治机器的润滑作用。

       刘秀于公元25年称帝,至公元57年逝世,在位33年。关于刘秀土封禅泰山,还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据《后汉书·张纯传》记载,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张纯建议光武帝封禅泰山: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焉。《乐动声仪》曰:“《雅》治人,《风》成于《颂》。”有周之盛,成康之间,郊配封禅,皆可见也。《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则封禅之义也。臣伏见陛下受中兴之命,平海内之乱,修复祖宗,抚存万姓,天下旷然,咸蒙更生,恩德云行,惠泽雨施,黎元安宁,夷狄慕义。《诗》云“受天之祜,四方来贺。”今摄提之岁,苍龙甲寅,德在东宫。宜及嘉时,遵唐帝之典,继孝武之业,以二月东巡狩,封于岱宗,明中兴,勒功勋,复祖统,报天神,禅梁父,祀地祇,传祚子孙,万世之基也。张纯的奏折,较之秦皇汉武以来的儒生之论,更具有政治伦理价值。首先提出“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的命题。秦始皇封禅刻石,观其辞意,是对臣下百姓而言,是告民书,不是告天书。汉武帝的封禅诏书,一片诚惶诚恐的样子,也是对臣下说的,虽然有对天说话的含意,但意在检讨,而不是“告成功”。张纯以为,封禅虽然是“告成功于天”,但对人世之治有极大的益处。引《乐动声仪》的话“以《雅》治人,《风》成于《颂》“作为证据。因此,他要求东汉光武帝告成功于天。既然“告成功于天”,那就应该有“成”、有“功”。于是,张纯提出第二点,光武帝的“成”与“功”。“受中兴之命”是说刘秀振兴汉王朝,维持汉王朝刘姓系统。这种正统观念,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光武帝在当时王莽改制和群雄纷争历史条件下,完成一统大业,又兼承刘家正统,自然被人视为英雄豪杰。所以,“受中兴之命”,必然与“ 平海内之乱 ”和“ 修复祖宗 ”相联系。至于“抚存万姓,天下旷然”则是说光武帝刘秀治世有方,于人民有恩德惠泽。两者相加,自然有“成”有“功”。但更为重要的是,张纯提出了皇位继承问题,所谓“今摄提之岁,苍龙甲寅,德在东宫”,就是太子问题。一般说来,古代太子居东宫。据《尔雅》,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建武三十年,太岁在东,所以说“德在东宫”。张纯以为,趁着这个机会,就光武帝本人而言,是“明中兴,勒功勋,复祖统,报天神”;就光武帝的下一代而言,是“祀地祗,传祚子孙,万世之基”。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完美无缺。但是,张纯万万没有想到,光武帝刘秀拒绝了张纯及其同僚们的建议,刘秀说:

       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            (《后汉书·祭祀志》)

       光武帝刘秀的断然拒绝,实出张纯等人意外,因为刘秀本人一向崇尚迷信预言符谶的把戏。前面提到的那些“刘秀发兵捕不道”且不说,单说祭祀神祇,他就非常热衷。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他一爬上皇帝宝座,就祭祀天地神灵:

       六月已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 ,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于是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平心而论,刘秀称帝之时,天下许多割据势力尚未消灭,谈不上“平定天下,海内蒙恩”,至少,距“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尚有一段时日。因为急于做皇帝,不得不超前宣布“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因为超前宣布,有一定的脆弱性,就拉出“卯金修德为天子”的符咒作幌子,加上祭天祭地,祭水、火、雷、风、山、泽六宗,借天地山川的灵气来壮自己做皇帝的胆。应该说,祭祀神祇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是刘秀的故伎。为什么到建武三十年却一反常态,用严厉的态度对待大臣,说:“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髡,古代一种刑法,割发。屯田,就是种地,相当于后世的劳动改造。刚即帝位时,自称“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干了30年,忽又自谦,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这倒不是刘秀的个人品质有了极大的改善,而是内心中有难以言说的隐衷。建武三十年,刘秀已57岁,是死前4年。衰老征兆应该昭然可见。而大臣们说“今摄提之岁,苍龙甲寅,德在东宫”,岂不有点犯讳?因此,上泰山封禅只有改日奉行。这个推理是有根据的。刘秀在否决了张纯及大臣们的封禅建议后,立即东巡幸鲁,“过泰山,告太守以上过故,承诏祭山及梁父。”这其间的复杂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57岁的刘秀有衰老的征兆,大约还没有死亡的威胁,两年之后,他大约真的必须安排后事的时候,才开始想到泰山封禅。

       由于在建武三十年刘秀以坚决的态度驳回张纯等人的意见之后,大约不会再有人冒受割发和劳改的风险来建议封禅了。因此,光武帝刘秀不得不亲自下手寻找封禅的理由:

       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松等复案索《河洛》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            (《后汉书·祭祀》)

       我们说过,谶纬是符咒式的预言迷信,是好事者编造出来欺骗社会舆论以达到目的的。《河图会昌符》显然是这一类的书。“赤刘之九”指刘秀。按汉代传说,刘邦是赤帝子化身。按阴阳五行说,汉为火德,火亦赤。赤刘,即刘邦。刘秀说是刘邦的九世孙,“赤刘之九”,即刘邦九世孙刘秀。其符的整体之意是刘秀应该上泰山封禅,如不利用这个机会,于皇位继承无益,若能认真利用,一切奸谋都可以防止。由此可见,刘秀上泰山封禅,是和他的皇帝宝座的牢固性密切相关的。

       中元元年,正月28日,刘秀的车驾从洛阳出发,2月9日到达山东曲阜,汉王朝的宗室和孔子的后裔朝见刘秀并表示祝贺,刘秀也到孔子故居向孔氏后裔赐酒肉。11日从曲阜出发,12日到达泰山奉高。刘秀来泰山封禅,随从的贵族、 官员甚多。大家在山下斋戒的同时,做封禅的准备:增加山上庙观中的道士,准备石刻,安置封禅坛。关于封禅石料,梁松(任黄门郎,光武帝女婿)有一个长长的帐单子,刘秀以为“用石功难”,梁松不同意,坚持用新开的石料。据马第伯《封禅仪记》说,石料计有: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四维距石长丈二尺,广二尺,广六寸,厚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

       记下这些东西,目的是让后人了解一下封禅坛和封禅过程某些形式。细读历代的封禅议论,各代对于封禅祭坛的体制格式,众说纷纭。而我们今天又见不到一个完整的遗物和图式,因而只能望书兴叹。

       刘秀和他的大臣们经过认真的准备和虔诚的斋戒之后,终于举行封禅大典。这次封禅的仪式先在山下,后在山上,颇为别致。《后汉书·祭祀志》有简要的记载: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诸王、王者后二公、孔子后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毕,将升封。或曰:“泰山虽已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于是使谒者以一特牲于常祠泰山处,告祠泰山,如亲耕、貙刘、先祠、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御辇升山,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群臣以次陈后,西上,毕位升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鉴于秦始皇、汉武帝在泰山上封禅的仪式皆秘而不闻,史书失于记载。光武帝刘秀上泰山,随从大大增多,其仪式在史书中有记载,使我们得窥大概。首先在山下“燎祭”,其仪式如皇帝通常举行的郊祀。其次,上山之前用“一特牲”(古代用一牛或一猪祭祀)告祠泰山。其三,登山祭祀:更衣,升坛,尚书奉玉牒,皇帝亲封,发坛石,藏玉牒,覆盖,封石检。其四,礼成,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其五,立刻石碑。这其中,最关键的事物是石检、玉牒。所谓石检,大概就是石函,中空,可放玉牒。所谓玉牒,大概就是玉石薄片,上刻皇帝祈祷文字,后世称玉牒文。玉牒放在石检中,封好埋藏山顶祭祀坛之中。后世人所说的玉检金泥,其金泥就是封石检盖口之缝的。这一段文字,大概是记载封禅仪式超过秦皇汉武的地方。

       光武帝刘秀封禅泰山亦有刻石文。其中收了多条谶纬文,兹录如下: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河图赤伏符》)

       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祇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                (《河图会昌符》)

       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                (《河图合古篇》)

       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                (《河图提刘予》)

       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                (《洛书甄曜度》)

       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专兹竭行封岱青。                (《孝经鉤命决》)

       这些文字十分粗糙,大概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方术之士编出来的。有趣的是,文化层次很高的东汉王朝却广为搜集,奉为经典,将它们镌刻在纪念封禅大典的石碑上!             (《汉书·鲍宣传》)

       这些符咒式的语言,内容不外宣扬刘秀是刘汉王朝的正统。所谓封禅泰山,亦只不过确认、确定这个传统!

       随后,光武帝叙述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西汉政权被王莽篡夺,西汉政权的统治被破坏,连祖宗也不能被祭祀的情况下,刘秀以天下为已任,以光复汉统为已任,毅然起兵,平息天下叛乱,恢复汉统,实现了天下统一的局面:

       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权势,依托周公、霍光辅幼归政之义,遂以篡叛,僭号自立。宗庙堕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扬、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狗吠之声。皇天眷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以次诛讨,十有余年,罪人斯得。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吏各修职,复于旧典。

       这一段文字虽然有些地方夸张,但基本属实。我们将碑文中的“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与刘秀两年前的诏书中的“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相比较,应该说,刘秀两年前说的是真话、实话。既然如此,为什么刘秀两年后又说起假话和虚话来了呢?这就要和前边引用的大量的谶纬语言联系起来看,大概中元元年,刘秀感到健康不佳,他死后会不会有失去政权的危险?因此,他一方面在封禅中强调刘氏皇权的正统,另一方面又重申汉高祖刘邦的“非刘氏不王”的定约。因为刘邦去世之后,吕雉掌握政权,破坏了刘邦的“非刘氏不王”的定约,将吕太后从高祖刘邦的祠庙中迁出去,以示惩罚,以示刘秀维护“非刘氏不王”的决心。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庙曰:“高皇帝与群臣约,非刘氏不王。吕太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赖社稷之灵,禄产伏诛,天命几坠,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          (《后汉书·光武帝纪》)

       细按文字,这其间指责吕太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最为引人注目。所谓“ 三赵 ”是高祖刘邦的儿子赵幽王刘友、赵恭王刘恢、赵隐王刘如意。其中,刘如意的母亲死得最惨。所谓“吕氏”,主要是吕产、吕禄等人,吕后死后,他们图谋不轨,被周勃、陈平诛杀,诸吕之乱遂平。当然,刘秀的宫廷中是否有“诸吕之乱”的迹象,史无明文,亦不敢妄加推测,但刘秀担心自己身死之后,有可能发生篡权的事实,所以心中惴惴不安。将吕雉从高祖刘邦祀庙中迁出,处分死人,告诫活人。维持刘氏政统,是刘秀一生的事业,也是他死后的愿望。这就是刘秀在封禅泰山的刻石文中为什么搜罗了这么多文字粗糙的谶纬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从《后汉书·祭祀志》中找到封禅与“非刘氏不王”的联系:

       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复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刍槁。以吉日刻玉牒书函藏匮,玺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庙。太尉奉匮以告高庙,藏于庙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刘秀封禅结束之后,刻玉牒祈祷文藏于高祖刘帮神主之下。这是4月间事。同年11月,即半年之后,又发生上述迁吕雉神主之事。大概是先告刘邦而后行事,反对“非刘氏不王”与将吕雉从高祖庙中迁出是蓄谋已久的,不是偶然性心血来潮。

        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泰山,从臣马第伯写了一篇《封禅仪记》,有人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游记散文。题目是《封禅仪记》,但内容属于封禅仪式的却不多。游记、景物与本文无关,但所记风俗却有参考价值:

        早食上,晡后到天门。郭使者得铜物。铜物形状如钟,又方柄有孔,莫能识也,疑封禅具也。得之者汝南邵陵人,姓阳名通。东上一里余,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时神也。东北百余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二十余步得北垂圆台,高九尺,方圆三丈所,有两陛。人不得从,上从东陛上。台上有坛,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维有距石,四面有阙。乡坛再拜谒,人多置钱物坛上,亦不扫除。国家上见之,则诏书所谓酢梨酸枣狼藉,散钱处数百,币帛具,道是武帝封禅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为先上跪拜,置梨枣钱于道求福,即此也。时至今日,崇尚神佛的善男信女,每于求神拜佛之际,或投钱,或供果,以求福祉。据说,若求神拜佛之时不投钱,不供果,则神不灵佛亦不佑。其实,观《封禅仪记》则知此风俗习惯,由来已久。又,“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则确知今日玉皇顶之立石为汉武无疑。因为秦始皇立石确在今碧霞祠西北角之玉女洗头盆附近,与山上汉武立石一南一北。顾炎武虽未提及此文,但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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