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封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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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西汉第七位皇帝。 他于公元前141年即位,时年16岁。在位54年,史家有“雄才大略”之誉。汉武帝不是开国之主,但讲他的功绩,却应该从开国之君讲起。

       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原拟南征北讨,以巩固大汉的版图。刘邦即帝位后7年,北伐韩王信,至代地,与匈奴遇:“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顶;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为匈奴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汉书·高帝纪》)刘邦在平城被围,并中箭负伤。7日不敢战。那么陈平用什么计策才让刘邦突围?查《汉书·陈平传》,亦仅称:“平从击韩王信于代,至平城,为匈奴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解,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陈平奇计,在陈平传中不加细述,令人纳闷。检《汉书》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话,说:“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云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献之。阏氏畏其夺已宠,因谓单于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于是匈奴开其一角,得突出”。这条注释,引起学者的非议,或谓此 “计鄙陋”,或谓此说乃出自桓谭《新论》,是桓谭本人的臆测之词,并非真实。请看《汉书·匈奴传》的记载:“高帝乃使使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 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信将王黄、赵利期,而兵久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开围一角。”显而易见,《匈奴传》记载的事实较为可信。需要指出的是,平城之战以后,刘邦派刘敬与匈奴“结合亲之约”。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大约开始于此。“和亲三约”不久,冒顿单于“常往来侵盗代地”,成为汉高祖刘邦的心腹之患。最后,刘邦让步,“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才稍稍暂时遏止了冒顿的贪欲。终刘邦之世,和和闹闹,闹闹和和,始终是胶着状态。

       刘邦既然能战败称霸一时的项羽,为什么对匈奴人如此软弱,一战即休呢?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秦对东方各国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加上刘邦反秦和反项羽的战争,可谓战祸连年,民不堪命。西汉政权建立后,人民希望休生养息,发展生产。而西汉财政状况,也确实令人忧心: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车。(《汉书·食货志》)

       匹一种颜色的马拉车,宰相、将军只能坐牛车,可见清苦。老百姓就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卖儿女,逃亡,甚至人吃人 …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刘邦委实没有力量再与边境上匈奴人较量。 “和亲”、“让步”是必然的。换句话说,刘邦虽然是开国之主,面对着如此局面,真也构造不出一个强大而富裕的盛世来。他所能干的只能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但是经过了70年的努力,休生养息,发展生产,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汉书·食货志》)

       两相对比,汉武帝的经济状况和汉高祖刘邦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诚然,西汉的经济繁荣不是汉武帝的功劳。西汉的经济繁荣是刘邦肇其始,文帝刘桓和景帝刘启贯其终,“文景之治”给武帝刘彻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这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事。刘彻17岁即帝位,至元光二年,已7年,年24。少年气盛。立即组织军马,和匈奴人作战。在他手下出现一批杰出的将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等。其中,霍去病18岁任汉武帝侍中,开始打仗,至24岁死,身经6战,将匈奴一部追至大漠以西,“封狼居胥山,禅姑衍,登临翰海”而还。霍去病死后,汉武帝十分伤感,命令投降的属国军队穿上黑色的铠甲,送葬的军队自长安一直排列到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给他营造的坟墓形状象祁连山。史称霍去病“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可见他在开拓疆土和安定边陲方面所起的作用。通过汉武帝的努力,通过众多将军和士兵的苦战,汉王朝基本上解除了边境上数十年的困扰,加强了与边陲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这不仅给中原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且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最著名的当是张骞通西域,唐蒙使夜郎了。

       张骞出使西域,一共是两次。第一次是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的目的是寻找与匈奴有仇的月氏王,以期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匈奴,完成汉家大业:

       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汉书·张春传》)

       张骞这次出使,随从100多人,文中的“堂邑氏奴甘父”是胡人,又简称堂邑父。遗憾的是,当时通西域的必由之路是河西,而河西恰恰被匈奴人占领。因此,张骞一到河西,就被匈奴人捉住。匈奴人对张骞说,月氏在我们北边,我不会放你过去;就象南越在你们南边,我想通使南越,你们乐意吗?于是,将张骞扣留。让张骞娶妻、生子,但张骞终不改汉节。10多年后,张骞终于逃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历经康居、大夏,找到了月氏,大月氏王已被匈奴所杀,“立真夫人为王”,几经商讨,月氏已无力无心报仇。归途中,又被匈奴抓住,因为“单于死,国内乱”,张骞才逃回长安。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在一次战争中失败而被免去“博望侯”的封号,乘汉大败匈奴,与汉武帝讨论边境问题。张骞言及乌孙、大月氏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本来,乌孙和大月氏都曾居住在敦煌一带。因为大月氏曾攻杀乌孙王难兜靡,难兜靡的儿子昆莫被匈奴收养。昆莫曾依借匈奴的力量攻击大月氏以报父仇。后来,昆莫的力量壮大,收养他的单于也已去世,不肯朝事匈奴,与匈奴发生战事。于是张骞向汉武帝建议:

       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莫,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汉书·张骞传》)

       张骞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赞赏,拜张骞为中郎将,率300人前往西域,虽未立刻奏效,但与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诸国加强了联系。乌孙也派数十人数十匹马到汉朝廷报谢。元封年间,汉武帝派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昆莫为妻。这就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首著名的歌谣: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汉武帝通西域,不仅有军事上的意义,而且在文化、经济上有积极的意义。汉武帝在西域屯田,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皆传入中原。西域的音乐对中原音乐也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汉书·西域传》说:“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这对汉王朝扩大版图,巩固中央集权,消除边患, 安定社会,发展生产,都有积极作用。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因枸酱,询蜀商人,得知夜郎所在,“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后向汉武帝上书言西南边事:

       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汉书·西南夷传》)

       很显然,唐蒙通夜郎的目的是为了“制粤”。建元六年正是大行王恢击东粤,“东粤杀王郢以报”之时,因而王恢令唐蒙告诫南粤。事实上,西南(包括今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与中原汉族政权的关系是相当松散的,汉武帝要将边境问题解决,就采纳唐蒙的建议,派他以郎中将的身份,带领千余人出使夜郎。唐蒙从巴苻关入夜郎,见夜郎侯多同,夜郎附近的地区也归附。设夜郎为犍为郡。据《汉书·西南夷两粤传》,自唐蒙出使夜郎之后,西汉政权和西南地方的关系,虽有矛盾,但却日益加强。 西南广大地区实际上控制的版图,其范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综上所述,汉武帝虽不是开国之主,却开创了西汉政权的辉煌时代。

       据《史记·孝武本纪》说,汉武帝刚一即位,就有人主张封禅。以为“天下安”,可以通过封禅来改正一下国家的制度。汉武帝好儒术,通过赵绾、王臧等人的议论,准备立明堂朝见诸侯,并且起草巡狩、封禅、改历法、服色等制度。但是,汉武帝太年轻,窦太后还掌握着部分权力,窦太后不喜儒术,宗尚黄老,因此,对赵绾、王臧不满,结果赵、王二人自杀,封禅之事被搁置。但是,《汉书·武帝纪》则以为是“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才与王臧一并下狱,自杀。本来,喜儒尚老,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但在政治圈内,意识形态常常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到了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济北王以为汉武帝要封禅,上书献泰山及其附近地域,汉武帝接受,并以其他地方偿还济北王。汉武帝正式封禅泰山,是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正式封禅泰山之前,君臣之间有一番议论,这在《汉书·郊祀志》中有所记载: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体,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接神人蓬莱,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于是上黜偃、霸,而尽罢诸儒弗用。由引文可知,所谓封禅,是一个不规则的活动,历史上既无成说可循,现实中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唯一的办法是自行其是。汉武帝刘彻元封元年三月,东幸河南,登中岳嵩山。随从人员称,在山上听到有喊“万岁” 的声音。“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算是大家默认。汉武帝以此为祥瑞,下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崈高,为之奉邑。”于是,兴致勃勃,“东上泰山”。到达泰山时,泰山草木未生,就派人上石立泰山之巅,自己去巡行东海。到四月,才返回泰山举行封禅仪式。汉武帝封禅经过,《汉书·郊祀志》有简要的叙述: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及皮弁缙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从这一段记事中,我们得知如下信息:祭祀泰山,有“射牛行事”;“衣上黄而尽用乐”;以“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用“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雉”。与《史记》记秦始皇封禅相比,自然《汉书》具体得多。《郊祀志》还提到“玉牒书”,可能是在玉石片上刻上祷词。因为事出诡秘,故不公开宣布。汉武帝特别赏识年轻将领霍去病。霍去病死后,汉武帝又看重霍去病的儿子霍嬗。史称“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嬗字子侯,后为奉车都尉,从封泰山。因此,奉车子侯,就是霍去病的儿子霍嬗。遗憾的是,霍嬗从封泰山之后,随汉武帝去东海寻蓬莱诸神时,暴病而死。

       汉武帝封禅泰山还有几件事值得记述:

       第一,东封泰山,下令改元,更年号为元封。汉武帝从即位起,建号为“建元”,至“元封”共6个年号,每个年号皆6年。“元封”的“封”,自然是“封禅”的标志。

       第二,东封泰山,令诸侯在泰山建房舍,说:“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将汉代有封爵的人和泰山联系在一起,增加泰山的影响。是所谓地以人名,人以地名。

       第三,在泰山修筑明堂。明堂是古代天子朝见大臣、议论政事的地方。原来泰山下有明堂,汉武帝嫌其不敞,重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重大事件: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环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岁修封,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毕,尞堂下。而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颠。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所,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检《汉书·孝武本纪》,修建明堂在元封二年是第二次泰山封禅。从元封元年至汉武帝死前2年,共22年间,汉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祭祀8次,平均不足3年一次,实在引人注目。

       汉代的都城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和泰山相距千里之遥,在20余年间,汉武帝和泰山发生如此频繁的联系,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应该说是空前的壮举,当然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社会现象,值得探究。

       汉武帝即帝位30年以后开始封禅泰山。这30年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边境上,却匈奴,通西域,结好西南,是他的主要功绩,确乎功盖开国之君。封禅泰山,确有“成功”可以告诉上苍。这一点,我们已在前文作了充分的叙述。现在需要探讨的,是“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武帝特敬鬼神,司马迁和班固的意见一致。看来也是事实。不过,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尤敬鬼神之祀,是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也有社会和个人的原因。

       “尤敬鬼神”是历史与现实的存在。远古的迷信且不说,就秦汉之际现实而言,此时确乎迷信成风。西汉的开国之主刘邦就借神鬼怪异来组织社会力量,从事反秦斗争: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生得不寻常,是为“龙”种。中国世俗以皇帝为真龙天子。故有“交龙于上”、“有娠”之说。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亭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 ,妪曰:“人杀吾子。 ”人曰 :“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汉书·高帝纪》)

       这个故事是精心设计的,还是偶然的巧合加非正式流传所增加的情节,无法考证。但是,说人因龙而孕,又将斩蛇演化为赤帝子杀白帝子,显然是十分荒唐的。我们看重的是社会性效果。高祖斩蛇的社会效果是“诸从者日益畏之”。在文盲加愚昧的条件下,“畏”是权威的一种标志。被人“畏”的人,常常就是具有权威性的人,尽管这种权威仅仅来源于愚昧。秦末汉初,这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现象。当陈胜、吴广起义时,也借鬼神的力量,来组织群众,从事抗秦的战争。根据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关材料,秦汉之际,是我国原始宗教迷信思想的泛滥期。到东汉时国产的道教开始形成,印度的佛教亦开始传入中国。宗教尚未形成前的原始宗教思想的存在与发展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原始的宗教迷信思想不仅影响着普通人的世俗生活,而且国家的政治生活和严肃求实的学术思想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武帝刘彻虽然“雄才大略”,他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也免不了受到原始宗教迷信的困扰:“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汉书·武帝纪》)这里说的“二年”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举行的祭祀五帝的活动。《郊祀志》则记载具体:“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畴。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馆。神君者,长陵女子,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祭五帝,从汉高祖开始。所谓‘五帝’即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在祭五帝时,汉武帝同时崇拜一位女神。这个女神原是一位普通女子,因乳病而死。死后向自己的妯娌宛若显神,从此被尊为神。汉武帝也“厚礼置祠之内中”。并且,“闻其言,不见其人”。由此可见,汉武帝在原始宗教迷信的思潮中,兴趣广泛,既重视“五帝”大神的祠祷,又重视长陵女子这样小神的祭祀。其心理状态,显然带着浓浓的个人因素:

       少君言上:“祠灶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汉书·郊祀志》)

       文中的少君,姓李,原是深泽侯的下属,是方术之士。中国古代的方士,是不确切的概念,包括的内涵极广。医生、神巫、占卜者、炼气功者、炼丹者等等,皆可称方术之士。李少君以方药炼不死之药,所以史书上说他“ 主方”。以各种药物冶炼不死之药,在中国流传久远,最盛行的当是魏晋隋唐,唐代上层社会中许多人(包括皇帝、官僚、文人)都服长生不死之药,求长生者而短生、求不死而速死者比比皆是。汉武帝时,李少君以讲祠灶炼丹、辟谷(不吃粮食)求长生的法术,进行社会交际活动,煽动得一些权贵和官员心花怒放,纷纷馈赠金钱衣物。李少君在当时的上层社会里,迅速扩大影响。在一次宴会上,李少君对一位年已90余岁的老人说,他曾和这位老人的祖父一起在某地做过游戏,而这位年事已高的昏聩老人居然证明不误。因此,参加宴会的人都认为李少君是得了仙家长生之术而享有高寿的人。以讹传讹,李少君名声日著,终于被介绍给了汉武帝刘彻。汉武帝虽说糊涂,但毕竟不昏聩,他总得试一试李少君:

       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

       齐桓公十年,是公元前375年,至汉武帝时代,已近300年。 大家自由推理:李少君一定当年见过此器,否则,怎能一眼认出?不仅见过,而且记忆犹新。继续推理,既然亲眼见过,那一定生活了300余年。既然寿命300余年,定是神仙无疑!李少君十分奸诈,和官僚贵族一周旋,便深知他们的心理病态:我们前边说过,汉武帝时的皇帝、贵族、官僚,已不是高祖刘邦时代那么贫困凄凉了。那时,高祖没有整齐一色的马拉车,萧何为他修了座未央宫,他十分生气,说:“天下匈奴,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只修了一座未央宫,他就十分难过,原因是太穷。那时,宰相将军坐牛车,无马车可坐!如今个个宅第连云,马匹成群,连牝马都不用了!人一富贵享乐,便求长生,古今通理。所以李少君就用“却老”、“益寿”、“不死”这三颗炮弹,向皇帝、贵族、官僚进攻,真是弹无虚发,弹弹皆中。什么是“却老”?“却老”就是保持青春,或者青春常在。什么是“益寿”?“益寿”就是长寿,越长越好。三者之中,唯“不死”最明白最彻底。人人都明白不可能,人人都希望可能,这就叫“困惑”。这个“困惑”自人类有生命意识以来就一直缠绕着人类,不知何时才了结。只是这个“困惑”对汉武帝及其同时代人纠缠得过了分而已。既然追求“却老”、“益寿”、“不死”是人类共同的心理愿望,汉武帝也不例外。于是他深信李少君的“祠灶”炼丹炼黄金的法术;自然可以从事封禅,追求象黄帝那样成仙不死;也应该派方士入海去找安期生的大枣子以便青春常在,长生不死。汉武帝比通常人的条件优越,自然可以不懈地追求。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他又建“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据说汉武帝在建章宫中的铜柱,“高二十丈,大七围,上有仙人掌承露盘”。承露盘中收接到的露水,“和玉屑饮之”,“必性命之可度”。检索汉武帝与原始宗教思想相关并掀起他心灵的波澜的,是两件事:

       一是李夫人事件。汉武帝李夫人是所谓“妙丽善舞”的佳人,她的哥哥李延年曾为她作了一首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武帝听歌之后,问“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介绍说,李延年的妹妹,便是此等人物。汉武帝召见,果然名不虚传!由此得武帝宠爱。后生一男,就是昌邑哀王。遗憾的是,这位李夫人年寿不永,“少而早卒”。当李夫人病重之时,汉武帝去看她,李夫人以被蒙头,对武帝说,我一生病,一脸病容,就不好看了, 不可以见您,希望您好好照顾我们的儿子和我的兄弟。汉武帝反复请求,李夫人反复拒绝。汉武帝终不悦而去。李夫人的姊妹责备李夫人,李夫人回答说:“所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这一段话将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条件下,女子命运的真谛说得透底而又透底。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所笼罩的不过是男人的需要和欲望!李夫人死后,汉武帝念念不忘,“图画其形于甘泉宫”。封李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海西侯。封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方术之士,最善钻营,亦善迎合。齐人少翁以能“致神”之术见武帝,为武帝召李夫人: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

 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

 偏何姗姗其来迟!

 令乐府诸音家絃歌之。

 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

 (《汉书·外戚传》)

       汉武帝不仅“雄才大略”,亦有文采,他的诗亦小有名气。相传他建造柏梁台,以香柏为梁。台成,召文人作诗。世有“柏梁体”。他为李夫人写的《赋》较长,中有“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魂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踌躇,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之句,对李夫人有无限的怀念,对李夫人早逝有无穷的伤感。最后以“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宫,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录兮”作结,有说不尽的情思。李夫人事件给汉武帝以极大的心理满足,增强了汉武帝对神仙方士的信任。

       二是汉武帝疾病。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哲学问题,是科学问题,也是世俗的现实问题。生与死的困惑中,常常是生的欢乐和死的哀痛。生、老、病、死之中,老、病与死的联系最为紧密。因此,死的困扰,常常就是老和病的困扰。在人类无法得知死的真谛,对死怀着伤感甚至恐惧的情绪的时候,常常对防止衰老、治愈疾病产生合理的探求和奇异的幻想。汉武帝生病,医而无效,求问“神君”而得痊愈,对他震动甚大。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音,与人言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也。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绝殊者,天子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史记·孝武本纪》)

       《汉书·郊祀志》的文字和《史记·孝武本纪》大同小异,但《史记》文字易懂。文中的文成死明年,大约是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文成,即方士齐人少翁。在前引李夫人事件中,这位少翁因满足了汉武帝的心理需求,被封为文成将军。少翁接近汉武帝后,让汉武帝将宫室衣服装饰更换,以满足“与神通”的要求。于是画云气车,作甘泉宫,画天、地、泰一诸神像……等等,搞了一年多,“神不至”。又搞“帛书以饭牛”,杀牛得书,但汉武帝认出了文成将军的笔迹 ,于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汉武帝在搞迷信鬼神的事情上,确有失败了再干,屡败屡干的劲头,少翁死后,他又相信游水发根的建议。这一回是“巫”神结合。细详这个故事,大约是女巫下神。至于汉武帝的病,或许是文成之死的心病,或许竟是病不严重,女巫一折腾,便兴奋而病除。所以司马迁以神秘的口气说,“其事秘,世莫知也”。这是写史书的人贯用的一种隐讳的方法。

       汉武帝从巫言中祛除疾病,又在夜晚与巫相处,“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者言行下。”自然,心理上也得到新的满足。这里所说的“神君”,可能是前文提到的“长陵女子”。“长陵女子”也称“神君”,汉武帝早就供在上林磃氏馆中。汉武帝对女神的崇拜也是很认真的。

       细细检索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汉武帝的这类“鬼神之祀”实在书不胜书,他在一个原始宗教思想盛行的社会气氛里,扮演了一位原始宗教迷信的虔诚信奉者角色。他封禅泰山,是否有个人因素的秘请,史无明文,不敢妄加推测。 但说他8次到泰山封禅祭祀带着浓重的原始宗教迷信色彩,并不过分。

       当然,如果将汉武帝东封泰山,仅仅归结为汉武帝本人的原始宗教迷信,亦并不十分完备。封禅刻石,也就是说举行一定的祭祀天地神祇的仪式,并刻石纪念,似乎是秦始皇以来的一种社会习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霍去病就搞过一次封禅活动: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允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单于章渠,以诛北车耆,转击左大将双,获旗鼓,历度难侯,济弓庐,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讯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卒减什二,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

       这是汉武帝给骠骑将军霍去病增封的嘉奖令。“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汉武帝认可。狼居胥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西北黄河北岸,一称狼山。姑衍山地望不详,可能在狼居胥山附近。显而易见,“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可能是霍去病打败匈奴之后的一次祝捷活动。准此,我们也可以说,汉武帝的封禅泰山也和战争存在着某种联系。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汉武帝于汾水得宝鼎,随后大臣们又议论封禅,齐人公孙卿认为汉武帝得宝鼎与古代黄帝得宝鼎是一样的祥瑞。公孙卿以札书为证,说札书是齐人申公所传,而申公与安期生通。伪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又说“汉帝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公孙卿借申公之口,宣传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是“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他们还描绘了黄帝成仙的具体经过: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拨,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汉书·郊祀志》)

       汉武帝对黄帝游天下名山,上泰山封禅甚感兴趣,说:“嗟呼!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黄帝封禅的方式:“黄帝且战且学仙”。我们的这个揣想,在汉武帝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的诏书中得到了验证:

       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新帅师焉。(《汉书·武帝纪》)

       元封元年,正是汉武帝封禅泰山的时候。这一年,刘彻真的勒兵18万骑,旌旗径千余里,自云阳,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威震匈奴。因此,我们认为汉武帝是学黄帝且战且学仙。将封禅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理由是充分的。

       汉武帝封禅泰山的仪式结束之后,发表了文告: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乐,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见景象,屑然如有闻。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历城、梁父,民田租逋赋贷,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县无出今年算。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汉书·武帝纪》)

       汉武帝的封禅诏书和秦始皇的封禅泰山刻辞相比,秦始皇态度严厉,以为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告示臣民,遵循秦王朝的法律制度,就会天下太平。汉武帝的态度似乎与秦始皇相反,他以一种谦虚虔诚的态度,小心翼翼地说明心迹,努力自新,以求更好的未来。并且向人民施行恩惠。之所以有这个区别,是因为秦失败之后,汉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曾经研究过秦失败的教训,以为秦失败是威严过苛,仁义不施之故,所以汉代的统治者就是接受教训,改变一副面孔,以谦恭仁义的态度对待臣民。这个变化是富于启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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