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泰山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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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公元1328年——公元1398年),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东)人。朱元璋是明代的开国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由赤贫的农民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人。

       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病已失所在。凡历光、固、汝、颍诸州三年,复还寺。当是时,元政不纲,盗贼四起。刘福通奉韩山童假宋后起颍,徐寿辉僭帝号起蕲,李二、彭大、赵均用起徐,众各数万,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而方国珍已先起海上。他盗拥兵据地,寇掠甚众。天下大乱。(《明史•太祖本纪》)就史家而言,这里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介绍朱元璋其人身世。自从东汉的举选制度开始,选拔官员和人才,要由地方官员和地方名人名士评论推举,评论推举的内容是被推举人的个人才具和家庭背景。个人才具评论起来,未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等而下之,就是“鬼者见鬼”。所以当时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民谣。但是,家庭背景却是“硬件”不是“软件”。因此,随后一段历史时间,人们特别重视家庭出身,逐渐形成了所谓“门阀制”,家庭“四世三公”,则天称门阀世家,不问贤愚,皆可“起家为郎”。因此,《明史》的作者,亦不能免俗,以为朱元璋少年贫无立锥之地,充任皇觉寺小沙弥,然后又流浪安徽、河南各地,终至成为有明一代开国之主,实在令人纳闷,所以在朱元璋传记里一一叙述。另一件事是“元政不纲,刘福通、徐寿辉、李二、彭大、赵均用、方国珍等等,各据一方,展开了倒元的阵势。“纲”,即所谓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纲常。在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里,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纲常是社会运转的“规则”。元代末年,社会作不规则运动,群雄四起。朱元璋处乱世而成英雄。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有人说,这是时势造英雄;也有人说,这是英雄造时势。其实两种说法皆有道理。究其始,确乎是时势造就了英雄;察其终,不能不承认英雄确也造就了时势。说到底,元政不纲,造就了朱元璋,朱元璋创建了大明王朝。明白了这个历史认识论,才能正确理解朱元璋虽然功勋卓著,又是开国之君,却不上泰山封禅,也不承认唐、宋两朝给泰山神封号的历史文化背影。

        需要指出的是,朱元璋虽出身赤贫,但却富于智慧,对付当时的天下英雄游刃有余。对付元王朝,势如破竹。《明史》赞扬说:“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这当然夸谀过甚,但要说朱元璋“绰有成算”,却不是溢美之词。《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朱元璋与大臣总结他消灭群雄、夺取天下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窥见朱元璋运筹帷幄的才能:

       朕遭时丧乱, 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天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 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贴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馀,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帝之雄才大略,料敌制胜,率类此。故能戡定祸乱,以有天下。说明朱元璋的功绩,这一段文字,并不为过。需要研究的是,朱元璋以赤贫的身世,在彼时条件下,怎样取得了最高权力的?历史的奥秘是什么?从《明史》的文字看,朱元璋聪慧,多思索,善判断,逻辑思维的能力很强。但是,我想说的是政治运行规则的社会作用。前已说过,“元政不纲”招致天下群雄割据。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问题,对元蒙统治集团而言,天下群雄四起,本身就是“元政不纲”的表现形式。天下群雄用什么规则改变“元政不纲”重建一个有“纲”有“常”的社会秩序,求得社会结构和稳定,是一个极严肃极现实的问题。质言之,元朝的政治运行不规则,已经到了社会结构混乱,发生了群雄以兵戎相见的地步,那么,“群雄”若想取而代之,当反元朝之道而行之,积极控制政治运行的规则,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一切生产生活细节按“规则”进行,推行有规则的社会运动,才能成其大事,建立新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明史》提到的被朱元璋打败的陈友谅和张士诚并不懂得这个历史的奥秘,所以被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史称“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自己的内部尚不能亲密团结,各怀鬼胎,不能做有规则的运作,何以有力量击败强有力的对手?纵观历史,一个人数不多的集团,团结一致,按一定的社会政治伦理作有规则的运动,就可以统治比这个集团大许多倍的不形成严密团体的个体民众。反之,这个集团就会逐步瓦解、崩溃、灭亡,被别的按规则运行的集团代替。“以权术驭下”而不以社会政治伦理“驭下”,失败是必然的。至于张士诚,不过是腐败透顶的酒色之徒。相传朱元璋大军兵临城下,他还拥妓高卧,哪里有政治家的气味?只有朱元璋,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运用相对合理的社会政治伦理,整肃内部、团结内部,和外部政治对手—陈友谅、张士诚、元朝廷对抗,并消灭他们,建立自己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明王朝。据史书记载,朱元璋第一次带兵南下,从安徽北部进军江南时正值安徽北部灾荒严重,他的部属一到江南,拼命搞粮食,企图装船北运,以缓家口粮荒。实际上是无心战斗。朱元璋夜断船缆,放走运粮之船,使部属义无反顾,取太平(今安徽当涂),逼应天(今江苏南京),在江南站稳脚跟,取得了可以发展的根据地。后来,方国珍向朱元璋进献“饰金玉马鞍”,他拒而不受,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才,所用者粟帛,宝玩非所好也。”可见他对历史,头脑清醒;对社会,头脑清醒;对元朝的现实,头脑清醒;对自身的价值和追求,头脑清醒。他的“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便是“清醒”的标志,也是他成功的奥秘。

       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明史•太祖本纪》)这种文字,当然是按照儒家“隐恶扬善”的原则写的,不是按照“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写的。不过,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说,这些褒美之词全是虚假的,甚至应该说,这些褒美之词基本上是真实的,朱元璋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任何事物,或者说任何人都有二重性,乃至多重性,把事物或人单一化绝对化,常常犯片面性的错误,朱元璋亦不应例外。就《明史》作者所涉及的内容而言,所谓“文致太平”,就有其另一面。朱元璋的青少年时代,一无钱,二无权,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历尽千辛万苦。一旦身居皇位,深知权力之可爱。一心强化个人的权力,历史学家称为中央集权,废除宰相,皇帝直接领导六部,设锦衣卫、都察院,访察官员,唯恐官员对皇帝不忠,使满朝文武战战兢兢、服服贴贴。这也称“文致太平”,实在令人望而生畏。至于“禁宦竖不得干致”,其作用和效果十分有限,众所周知,明代的宦官专权,赫赫有名;阉祸之烈,令人咋舌。此外,朱元璋疑“圣德作则”之“作则”为“作贼”;猜“取法象魏”之“取法”为“去发”;想“睿性生知”之“生”为“僧”,以此杀人,简直就是迫害狂、偏执狂。历史的事实证明,个人的权力过分集中,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不规则运动,即使是最聪明、最正派、最能干的皇帝也难逃厄运,这是因为个人的时间、精力、知识总是一个有限的常数,而客观社会中的种种运作却是一个无限的常数,以有限的常数应对无限的常数,难免顾此失彼,百弊丛生!但是,朱元璋却因此而津津乐道、沾沾自喜: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曰“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明史•宋濂传》)这就是特务政治。《明史》的作者意在说明宋濂“诚谨”。其实,翻过来看,是朱元璋侮人。朱元璋权力欲极度膨胀,视臣下如草芥,玩弄臣下于股掌之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熟悉明代历史的人清楚,朱元璋一死,明代就发生了事实上的政变。我们理解了朱元璋的文化心态,对我们理解他在泰山的祭祀活动有益处。

       检索史书和泰山今存碑刻,朱元璋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到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共5次派人祭祀泰山神。其中,以洪武三年最有特色:

       磅礴东海之西,中国之东,参穹灵秀,生同天地,形势巍然。古昔帝王登之。观沧海,察地利,以安民生。祝曰泰山,于敬则致,于礼则宜。自唐始加神之封号,历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驭,海内鼎沸,生民涂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阴祐,削平暴乱,正位称职,当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时统一人民,法当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祝仪。因神有历代之封号,予起寒微,详之再三,畏不敢效。盖与穹同始,灵镇一方,其来不知岁月几何。神之所以灵,人莫能测,其职受命于上天后土,为人君者何敢预焉!惧不敢加号,特以“东岳之神”名其名。依时祭神,惟神鉴之。《明太祖封东岳泰山之神碑》今存岱庙天贶殿西南,碑文除一般性地尊崇天地神祇而外,最大特点,是认为神“与穹同始,灵镇一方”,一位人间的皇帝是无法干预神的活动的,因而给神加封号是不妥当的。众所周知,唐玄宗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宋真宗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王”,后又改为“天齐仁圣帝”。因此,朱元璋主张去其封号,称“东岳之神”,后又称“东岳泰山之神”。朱元璋十分重视他这一举动,他在诏书中说:“为治之道,必本于礼。岳镇海渎之封,起自唐、宋。夫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受命于上帝,岂国家封号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今依古定制,并去前代所封名号。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恒山之神。……”据史书记载,前引的碑文,是朱元璋亲自署名的祝文。并派官员以朱元璋更改的神名告祭。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朱元璋为什么要给五岳神定名,为泰山神去唐以来的封号?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心态的变化讲起。我们讲过,封禅泰山从秦皇汉武开始,发展到唐代,是一大变化,就是说,从秦皇汉武的神本位发展到了唐代皇帝的政本位,以显示政绩,告成功于天。虽然依旧采用封禅大典的形式,但在和神交往之间,实质上是在不断地降低神的地位和影响,不过是借神来演自己的政治故事而已。宋真宗封禅泰山从形式上看,是历史的倒退,似乎又回到了秦皇汉武的神本位,但从文化心态看,弄虚作假本身又是对神本位的变态否定。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唐代城市生活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到宋代,城市人口不仅多,而且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更加增多。古代的士、农、工、商的人数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标志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人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到明代,商业和手工业工人已成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并且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历史的变化,不仅影响着商人、手工业工人,而且也影响着农民、知识分子和皇帝。就封禅而言,皇帝对神的依赖程度,不断地降低,神的灵光圈不断地淡化。朱元璋由一无所有而终至成为皇帝,他十分看重和信赖自己的聪明和能力。前文引的朱元璋和群臣的谈话,就是一例。因此,朱元璋在祭泰山神的祝文中一笔勾消唐、宋以来历代皇帝给泰山神的封号,一方面是认为唐宋以来的皇帝做了不该做的事,其智不及朱元璋。所以需要朱元璋来批评纠正。其自信,确乎无以复加。另一方面,儒家对鬼神之事有“诚则灵”的训诫,朱元璋既不封神,也不到泰山封禅,足见他认为从秦皇汉武以来的封禅,不过如此,既不能给王朝增加什么,也不会减少什么,王朝的兴衰,要靠皇帝本人的能力和是否建立了较好的社会运行规则。平心而论,朱元璋确乎建立了一些好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不可能或者常常不能持久地起作用。这是朱元璋的悲剧,明王朝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悲剧。质言之,朱元璋在泰山封禅问题上,又发生一个转变,即由唐代的政治观念转变为帝王的个人行为,至少是处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岱山高兮,不知其几千万仞。盘根齐鲁兮,亦不知其几千百里。影照东海兮,巍然而柱天。益于民庶兮,兴云吐雾,神龙出乎其间。降祥则甘露垂于松柏,佳岁则滂沱遍于厚坤。冬则寒风时出,岩壑杂然而有声,百川林薮森然而如雷。坤之所载,世之山首岱山也。至如旸谷之东方,或登峰顶,时闻天声万簌,岱山之高也哉,柱天之势,其可云乎!俄而风生万壑,云起诸峦,隐隐雷动百川,倏忽电掣,万里长虹,此岱山之神至也。至则威灵百备,神之造化如此。少时,风静云收,电敛雷息,又百川之清泰,其泰山尤其高哉!其苍松也,始天地而生,依丹崖而长;松之所以长(千?)寻不比,丹崖所以高万仞何量,盖由太古之岁月,以至于今,苍松扫丹崖而莓苔不秀,丹崖映苍松而五色交辉。猿啼云树之杪,鹤翔日观之东,鵰鹘盘旋乎深谷,虽扶摇不可得而升峰。於戏!登泰山而小天下,越大海而眇江湖,信哉!(海洋大学出版社《岱史》)这是朱元璋的《泰山高》。我们注意的是朱元璋的身份。朱元璋在前边的《祝文》中削泰山神封号,在这篇被称为《泰山高》的短文中,称颂泰山的风景,高大、广袤,云蒸霞蔚,风雷变化,气象万千!两者联系在一起,我们说朱元璋对泰山神祇的感情在淡化,对泰山景色的感情在浓化,却不为过。简言之,泰山封禅和祭祀,人们的注意中心,有一个从神仙到风景的历程,是大体可以成立的。这个转变,到清代更为显明,更为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元璋削泰山神的封号,不再追求到泰山封禅祭天,完全是逻辑范围以内的事。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派人到泰山,一而再,再而三地搞祭祀泰山神的活动呢?我们以为,人类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总是渐进的,有时还会反复。封禅泰山的文化心态的变化发展,在宋真宗那里就是一个曲折,一个反复。但是,历史总是要变化,要发展,要前进,在封禅祭祀上也不例外。

       明代不在泰山封禅,却联绵不断地在泰山举行祭祀活动。据《岱史》记载,明代的泰山祭祀从洪武三年开始,到万历元年(公元1537年)止,就达28次。地方官员的祭祀尚未统计在内,万历元年以后的祭祀,也没有统计在内。明代泰山祭祀,在初期是政治性的,大都与战争有关:

       昔元末兵争,伤生者众。予荷皇天眷命,岳镇海渎山川效灵,诸将用命,偃兵息民,今三十年矣。兵燹之余,民方安定。迩来西南戌守诸将,不能昭布仁威,但知肥已虐人,致令诸夷苗民,困窘而奋,怒攻屯戌,致伤戌守善民者。予非敢用兵,由是不得已,指挥诸将,帅兵进讨。然山川险远,彼方草木茂盛,烟岚云雾蓊郁之气,吞吐呼吸,则人多疾疫。此行人众,各辞祖父母、父母、妻子,涉险远以靖边夷,以安中夏。万冀神灵转达上帝,赐清凉之气,以消烟岚,早定诸夷,速归营垒,得奉祖父母、父母,眷属团圆,是其祷也。(《岱史》)洪武末年,西南边防屡有战事。据《明史•太祖本纪》载,洪武二十八年广西布政司报告,少数民族酋长赵宗寿和黄世铁等人,“不循治化,负国殃民”;洪武三十年,有“苗民”反抗;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又有安南黎季犛、黎苍之乱。西南边事频繁,朱元璋和朱棣都十分重视。他们之所以战战兢兢,是因为明王朝对西南边境的地理、气候,不甚熟悉,不太适应。求神保祐,以期胜利。当然,史书上说,这些边事很快平息。这当然不是神灵的保祐,而是将军和士兵迅速征讨的结果。但是细检明代帝王的泰山祭祀,大都是世俗化的求神活动:

       景泰三年,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都御史王文,奉香帛太牢,祭曰:“兹者,河流泛滥,自济宁以南,至于淮北,民居农亩,皆被垫溺,所在救死不赡,朕实伤切于怀。夫朕敷政以惠民,神出泉以泽物,皆上帝所命。今泉流溢于淮泗,灾害及于公私,伊谁之责?固朕不德所致,神亦岂能独辞?必使泉出得宜,民以为利而不以为患,然后各得其职,仰无所负而俯无所愧。专侯感通,以慰悬切。谨告。”

       成化六年,遣掌太常寺事、礼部尚书李希安告曰:“迩者,山东地方,爰自去秋,讫于今夏,天时久旱,泉流干涸,夏麦无成,秋田未种,运河浅涩,船运艰难,中心皇皇,深切朕念。惟神奠镇一方,人所恃赖,睹兹旱,宁不恻然?兹特遣官赍香帛以告于神,冀体上帝好生之德,默运化机,宏施雨泽,使田野沾足,河道通行,用纾朕虑,大慰民望。庶几神之休闻,永永无穷,神其鉴之。尚食。”(同上)本来,水灾、旱灾对封建帝王来说,虽是经济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我们之所以说明代帝王的泰山祭祀是世俗化的表现,是对封禅典礼而言的。前已多次叙述,封禅典礼是帝王盛典,并不是任何一位帝王、任何一件偶发因素都可以举行封禅仪式的。一般说来,王朝易姓,有非凡的成就,并且天赐祥瑞,才可以登泰山封禅告天。非开国之君,一定要具备政绩和祥瑞才可以举行封禅大典,宋真宗不具备这些条件,于是就弄虚作假。至少应该说,非重大事件,是不能封禅的。明代帝王到万历即28次,加上地方官员的祭祀,则次数更多。频繁的祭祀,降低了规格,降低了重要性和影响。其次,明代帝王的泰山祭祀,帝王本人不亲临现场,只派官员和道士主持其事,降低了规格,增加次数。其三,内容上的世俗化就更加明显。前边提到战争祭山神,文中有“各辞祖父母、父母、妻子,涉险远以靖边夷”、“速归营垒,得奉祖父母、父母,眷属团圆”、“念将士暴露于外,离其父母妻子”等类语言,将求长生、求神仙、求国祚长久,求天下太平的调子降低,求父母妻子团聚,自然是由政治转向人生,由社会国家转向了家庭和个人。至于丰收年景,祭祀泰山神以示庆贺,正常年景,祭祀泰山神企求丰收,那就是将祭祀泰山神变成群众性的社会活动,与古代的封禅大典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明代皇室和泰山的关系十分密切。据泰安地方志记载,明代有两位后妃在泰山封神。

       神宗朱羽钧,习惯上以年号称呼为万历皇帝,他的亲生母亲李氏,漷县(今北京市通县漷镇)人。李氏原是穆宗朱载垢的宫人,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3月被封为贵妃。穆宗的皇后陈氏,通州人,多病无子。穆宗逝世,由贵妃之子朱羽钧继承帝位。按照明朝的惯例,新皇帝即位,尊父皇的皇后为皇太后。若新任皇帝非父皇皇后所生,是于生母加徽号,以示区别。遗憾的是,朱元璋当年制订两条规则,即宦官不干政;宫人不干政,未能贯彻到底,太监、后妃,一概都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积极设法干预朝廷的政治生活,分享政治权力: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面,挈之登辇以出。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切谏,令为帝草罪已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六年,帝大婚,太后将返慈宁宫,敕居正曰:“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讬,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三月加尊号曰宣文,十年加明肃。(《明史•后妃传》)这段文字中的“太后”,并不是穆宗孝安皇后陈氏,而是神宗的生母、穆宗的贵妃李氏。穆宗逝世,神宗即位,太监冯保建议大学士张居正,让张居正在大臣中讨论皇太后问题。尊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穆宗贵妃、神宗生母李氏为慈圣皇太后。仁圣皇太后居慈庆宫,慈圣皇太后居慈宁宫。张居正请求慈圣皇太后照看神宗皇帝的生活起居,暂居乾清宫,因为神宗朱羽钧即帝位时,才11岁。众所周知,穆宗后期到神宗即位一段时间内,张居正是极有影响的朝廷大臣。李贵妃和张居正联系,强化了自己的地位,并对朝廷的政治生活施加影响:

       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姜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之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群臣请福王之藩,行有日矣,郑贵妃欲迟之明年,以祝太后诞为解。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御史曹学程以建言论死。太后怜其母老,言于帝,释之。后父伟封武清伯,家人尝有过,命中使出数之,而抵其家人于法。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同上)这位孝定李太后通过对神宗朱翊钧的关注,也利用母子关系,逐渐参与朝政。虽所行尚属清正,但毕竟背离了朱元璋早年的规定:宫中后妃一律不参与朝政。神宗之世,宫廷中争权夺利,颇不宁静。光宗生母王氏,竭蹶艰难。朱翊钧这个人十分怪癖,既私幸王氏,使其有孕,又不敢认账。反而受郑贵妃影响,轻视王氏,始终不愿意立事实上的长子朱常洛。认为王氏和他交通时是“都人”。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全仗祖母孝定太后李氏。后来,郑贵妃有三个儿子,自然不会放弃谋求皇位的斗争,搞了许多小计谋,只是未获成功而已。

       《明史》的作者有重要的交待,“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这个交待和神宗封孝定李太后为“九莲菩萨”是一致的。据清代人修的《泰山志》,李氏被封为“九莲菩萨”后,在当时的天书观中筑殿祀奉。“九莲”一词是佛家语,是“九品净土”的异称,“九品莲台”和简称。佛教密宗认为,九品莲台是佛、如来所居之地,是极乐世界。在趣的是,天书观是道教的庙宇,万历皇帝将他母亲以佛教菩萨的身分安置在道教的庙宇里,算是佛道一统。

       另一位在泰山封为菩萨的是毅宗朱由检的生身母亲孝纯刘太后。毅宗朱由检亦以年号称,人称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是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不知是什么原因,明代皇帝和宫女私幸,生了孩子又不认帐,并且常常虐待孩子的生母。揣测情势,可能是宫廷内部以生子继皇位来争夺权力,宫女的地位不高,自然处于劣势地位。令人不解的是,皇帝本人。老皇帝虐待与自己私幸的女人,并且也不看在儿子的份上,稍加宠爱。直到儿子长大,继承皇位之后,才改善生身母亲的地位:孝纯刘太后,庄烈帝生母也,海州人,后籍宛平。初入宫为淑女。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庄烈皇帝。已,失意光宗,被谴,薨。光宗中悔,恐神宗知之,戒掖庭勿言,葬于西山。及庄烈帝长,封信王,追进贤妃。时庄烈帝居勖勤宫,问近侍曰:“西山有申懿王坟乎?”曰:“有。”“傍有刘娘娘坟乎?”曰:“有。”每密付金钱往祭。及即位,上尊谥曰孝纯恭懿淑穆庄静毗天毓圣皇太后,迁葬庆陵。(《明史•后妃传》)据说,崇祯皇帝5岁,他的母亲刘氏就死了,怎么死的,原因不明。熹宗朱由校指责选侍李氏(西李)“凌殴圣母因致崩逝”的“圣母”,大概是熹宗生母孝和王太后,而不是朱由检的生母孝纯刘太后。史称“帝五岁失太后,问左右遗像,莫能得。”生活在宫中,侍幸皇帝,为皇家生子,而人皆不知其相貌若何,其境遇之悲惨,可想而知。

       朱由检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公元1644年4月,闯王李自成攻占北京,这位崇祯皇帝吊死在今北京市景山公园内。极为有趣的是,崇祯在北京景山公园上吊之日,正是他为生身母亲刘氏在泰山南麓修建的庙宇圣慈天庆宫落成之时。

       刘氏在泰山被封为“智上菩萨”。“智上”一词,可能是“智无上”之省,也是佛家语,意为智慧无边。

       据泰山地方志书记载,明朝廷将泰山看作财源,将收入纳入朝廷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为了财政收入规范化,明代在泰山设立官员,向香客征收香税。计总巡官一人。分理官六人,分设在遥参亭、玄武门、红门、南天门、碧霞祠。具体办法是,在泰安岱庙前“遥参亭”设立征收香税的机构,设分理二人,一人向本省(山东省)的香客收税,一人向外省(山东省以外)的香客收税,且明文规定:本省香客,每次上山焚香,交税银5分4厘;外省香客,每次上山焚香,交税银9分4厘;(不同时期,数额不等)。官员征税后,发给单据,山前山后的税务分理官员凭收据放香客上山;山顶碧霞词亦设关卡,官员凭收据放香客进入霞祠。有的外省香客为了少交香税银子,冒充本省香客。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明王朝决定,不论本省香客外省香客,一律交纳香税银8分。有人统计,春季香税银,约1万两有零;冬季香税银,约1万3千两;加上夏、秋两季,明王朝从泰山每年得香税银 3~4万两(也有人说10万两)。

       明王朝不仅在泰山征收香税银子,连香客们捐赠给庙宇的香火费,也要征收。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规定,香客施舍的金银珠宝、玉石首饰、金银娃娃、铜钱、袍服、纱罗缎锦等等,除留一部分作地方费用外,悉皆上缴礼部。这部分财物,其价值远远超过香税银子。总而言之,从明代帝王停止封禅,到仅仅派人祭礼泰山神;从明代帝王削泰山神封号,到明代泰山祭祀的内容;从明代的皇妃在泰山封神,到明王朝在泰山设官员征收敬香税,都说明了明代泰山祭祀的世俗化。泰山的香火虽然繁盛,但历史的车轮却在滚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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