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封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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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公元762年)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高宗李治的孙子。就承继遗传而言,李隆基堪称是猫门虎子。高宗李治,仁厚无能,赖武则天内助治天下;睿宗李旦,孱弱无能,任人摆布。而他们的孙子、儿子李隆基却大展雄风,英武果断,治国有方,大有其高祖李世民的气象。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加上文化人对杨贵妃事的渲染,人们对玄宗李隆基的认识和理解常常陷入简单化的困境。其实,李隆基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是中国地主阶级政权史上极有成就的人物之一。纵观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发展史,历史学家们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实实在在是最辉煌的篇章。
       要想正确认识玄宗李隆基,还应该从他平韦后之乱讲起。
       高宗李治逝世,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相继立而又废,武则天执政。武则天逝世,中宗李显再次登上帝位,皇后是韦氏。应该说,中宗李显是有条件实现自身治国平天下的宏愿的,遗憾的是,他又陷入夫人政治的困境。原来,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时,史称“幽于别所”,李显心中十分苦闷,“每使至,帝辄恐,欲自杀”(《新唐书》卷76)。但是,此时此刻,韦氏却常在李显身边,每以善言劝止,称“祸福无常,早晚等死耳,无遽!”20年的苦闷,与韦后共渡,其间曾有许多情绪上的交流与慰藉,再登帝位,对韦氏失去理性的制约,纵之过甚:
       帝在房州时,常谓后曰:“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            (《旧唐书.后妃传》)
       斟酌此段文字,中宗李显不过是市井小儿辈,根本不是政治家。在他的心目中,全没有天下国家的位置,也从不计较社稷的安危和民生的丰歉,满脑子世俗人情和个人的恩恩怨怨。史书上说,李显“大出宫女,虽左右内职,亦许时出禁中,上官氏及宫人贵者,皆立外宅,出入不节,朝官邪佞者候之,恣为狎游,祈其赏秩,以至要官”。放出宫女,内外交通,出出进进,搞出许多“交易”。邪佞之徒,结交宫中贵,以谋求赏赐,或谋求晋升官职。大唐朝廷,不啻是热闹的市场。世俗的恩怨很容易导致政治上的腐败:
       时侍中敬晖谋去诸武,武三思患之,乃结上官氏以为援,因得幸于后,潜入宫中谋议,乃讽百官上帝尊号为应天皇帝,后为顺天皇后。帝与后亲谒太庙,告谢受尊号之意。于是三思骄横用事,敬晖、王同皎相次夷灭,天下咸归咎于后。武三思在武则天政权之后,必须谋求新的靠山,中宗李显和韦氏的作为,使武三思寻找到机会,武三思极力逢迎韦后,正是为了以售其奸。敬晖本想除去武三思,结果被武三思除掉,其中介便是中宗李显在政治上的昏聩。检索二十四史,历史上凡谄媚皇上或大臣的,谄媚者必有自己的企图,被谄媚者或者说接受了谄媚的人,其结果,不是上当,就是同流合污。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所以文人们就归纳了“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和“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话来告诫。告诫和谄媚都写在历史上,但是,当局者迷,在位者常常陷入被谄媚的困境。中宗李显由于政治上的昏庸,皇后韦氏的为非作歹就日甚一日。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中宗李显中毒身死,韦后就肆意安排,企图重演武则天的故事:
       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龙殿,年五十五。秘不发丧,皇后亲总庶政。……丁亥,皇太子即帝位于柩前,时年十六。皇太后韦氏临朝称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内外兵马诸亲掌,仍令韦温总知。时召诸府折冲兵五万人分屯京城,列为左右营,诸韦子姪分统之。          (《旧唐书.中宗本纪》)
       韦后将16岁的李重茂扶为皇帝,目的是为了自己“临朝称制”。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军事上作了相应的部署,调5万军队进京, 以“诸韦子至”执掌兵权。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常讲的“韦后之乱”。
       在武则天政权之后,中宗李显十分孱弱而昏庸,6年执政, 大权旁落于诸韦家族手中。此时此刻,确乎需要一位铁腕人物来振兴李唐王朝的统绪。中宗李显固然已死,一度当过皇帝的睿宗李旦又是一位软弱无能的人物。平韦后之乱,接李唐统绪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的李隆基身上:
       景龙四年,朝于京师,遂留不遣。庶人韦氏已弑中宗,矫诏称制。玄宗乃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尚衣奉御王崇晔、公主府典签王师虔、朝邑尉刘幽求、苑总监钟绍京、长上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凫、道士冯处澄、僧普润定策讨乱。或请先启相王,玄宗曰:“请而从,是王与危事;不从,则吾计失矣。”乃夜率幽求等入苑中,福顺、仙凫以万骑兵攻玄武六,斩左羽林将军韦播、郎将高崇以徇。左万骑由左入,右万骑由左入,右万骑由右入,玄宗率总监羽林兵会两仪殿,梓宫宿卫兵皆起应之,遂诛韦氏。黎明,驰谒相王,谢不先启。相王泣曰:“赖汝以免,不然,吾且及难。”乃拜玄宗殿中监,兼知内外闲厩、检校陇右群牧大使,押左右万骑,进封平王,同中书门下三品。          (《新唐书.玄宗本纪》)
       这就是著名的平韦后之乱,玄宗李隆基是年25岁。需要说明的是,李隆基在平韦后之前,曾与太平公主商量,太平公主也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人物。她坚决支持李隆基,并派自己的儿子薛崇简参与其事。《新唐书》的作者可能顾忌到太平公主后来谋反,又被玄宗李隆基平息,所以在《玄宗本纪》中只写薛崇简参与其事,而未及太平公主。李隆基平韦后之乱,消灭诸韦,将他的父亲再一次推上皇帝宝座。不过,睿宗李旦也不是一位有能为的政治家, 他在位3个年头,有人告诉他,“帝座前星有变”,他立即声明:“传德避灾,吾意决矣。”决定将皇位让给儿子李隆基。表面上看是迷信,因为中国古代星象家主张天人相应,天上星象有变,人间的人事亦应有相应的变化。这当然是不科学的。不过,李隆基多才多艺,处事果断,深得一部分朝臣的拥护。父子相较,父不如子。可能是舆论口碑影响了李旦的心理, 坚决让位于儿子李隆基。所以说平韦后之乱后,李隆基又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平韦后之乱的第二个结果,是促使李隆基走上了皇帝宝座。
       李隆基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平太平公主之乱。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方额广颐,多阴谋”,深得武则天宠爱。当韦后和上官婉儿阴谋擅权之际,太平公主自以为势力在韦后之上。当玄宗平韦后之乱时,太平公主曾参与其事。韦后被诛之后,太平公主又力劝殇帝李重藏下台,力促睿宗李旦即帝位。所以,在睿宗之世,“主权由此震天下,加实封至万户,三子封王”,“主每奏事,漏数徙乃得退,所言皆从。有所论荐,或自寒冗躐进至侍从,旋踵将相。朝廷大政事非关决不下,间不朝,则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画可而已。”由此可见,太平公主在睿宗朝政中的作用。李隆基接过政权,要真正实行政由已出的行政权威,主要障碍不是他父亲李旦,而是他姑母太平公主。因此,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时宰相七人,五出主门下。又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羽林军李慈皆私谒主。主内忌太子明,又宰相皆其党,乃有逆谋。先天二年,与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右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贾膺福、鸿胪卿唐俊及元楷、慈、慧范等谋废太子,使元楷、慈举羽林兵入武德殿杀太子,怀贞、羲、至忠举兵南衙为应。既有日矣,太子得其奸,召岐王、薛王、兵部尚书郭元振、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中书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定策。前一日,因毛仲取内闲马三百,率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叩虔化门,枭元楷、慈于北阙下,缚膺福内客省,执羲、至忠至朝堂,斩之,因大赦天下。主闻变,亡入南山,三日乃出,赐死于第。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簿其田赀,环宝若山,督子贷,凡三年不能尽。        (《新唐书.诸帝公主传》)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平太平公主之乱后。当然,事件的结果是简单的,双方对阵,一方消灭另一方,李隆基胜,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败。若要细究原委,就要复杂得多。李隆基平韦后之乱,李唐王朝中有三位代表人物:睿宗李旦、太平公主、李隆基。李隆基因为平韦后之乱,声望卓著,李旦、太平公主都不得小视。太平公主企图利用李旦、李隆基父子之间的微妙的权力关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开始,太平公主力促李重茂放弃皇位,让李旦即帝位,是因李旦在才能、性格上都有弱点,易于施加影响。果然,李旦做皇帝后,“公主所欲,上无不听。”一方面,李旦虽然才能低下,性格孱弱,权力欲却不低。平韦后以后,李隆基和臣僚议论皇位问题,极为微妙:刘幽求言于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畴昔已居宸极,群望所属。今人心未安,家国事重,相王岂得尚守小节,不早即位以镇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婴怀。虽有天下,犹让于人,况亲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众心不可违,王虽欲高居独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乃许之。             (《资治通鉴》卷209)
       相王就是李旦,“亲兄之子”就是殇帝李重茂。需要说明的是,刘幽求认为,李旦代李重茂是“群望所属”,而李隆基却说,“王(即李旦)性恬淡,不以代事婴怀”,“况亲兄之子,安肯代之乎!”明眼人不难看出,李隆基不愿意他的父亲代替李重茂,应该由谁代替,他没有说。但是,李旦倒非常爽快,不费周折地接受了建议。太平公主确是一位“沉敏多权略”的人物,看准了时机,力促此事。她对李重茂说:“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把坐在皇帝位置上的李重茂,“遂提下之。”太平公主第一步走完之后,开始走第二步: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既而惮其英武,欲更择弱者立之以久其权,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已亥,制戒谕中外,以息浮议。公主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资治通鉴》卷210)
       道理很简单,在李旦、李隆基、太平公主三角政治矛盾的格局中,李隆基和太平公主是矛盾的对立双方,李旦由于自身的政治才能低下,只能处于依附的地位。太平公主看透了李旦既孱弱无能,又私心重重,企图尸位素餐,保持帝王之位的心理状态,不断地制造李隆基与李旦之间的矛盾。
       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晙邀韦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辞不往。上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皆倾心东宫,卿宜察之。”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谋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愿陛下无惑谗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时公主在帘下窃听之,以飞语陷安石,欲收按之,赖郭元振救之,得免。
       …  …
       顷之,上谓侍臣曰:“术者言五日中当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张说曰:“此必谗人欲离间东宫。愿陛下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张说所言,社稷之至计也。”上说。这两条皆见于《资治通鉴》。太平公主不断地利用睿宗李旦的阴暗心理,而李旦的孱弱无能又常常“利用”不起作用。李旦在朝臣的舆论和情绪面前束手无策,最后无可奈何地向李隆基倾斜。当李隆基待太平公主表演充分,身边的大臣对政治形势有充分的理解之后,他当机立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促使他父亲李旦放弃了最后的监督权,开始做放开了手脚、政由已出的皇帝。
       李隆基不是开国的皇帝,但对李唐王朝来说,他又是再接李唐统绪,开辟历史新篇章,再造辉煌的皇帝。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隆基也可以说对李唐王朝有再建之劳。
       李隆基做皇帝之后任用了一批好宰相,在安定边陲、整治内部、发展生产、繁荣文化、促进交流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工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开元之始”为史家之共识。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下的皇权是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它的成败是非说到底是依靠掌权人的圣明程度来决定。父传子,家天下,根本不可能保证代代圣明,极需要的制约和监督。李世民说,他畏天,群臣要畏法。李世民是相对“圣明”的人物,让天来制约和监督自己。其他的人就未必能做到。因此,在中央集权制下的皇帝,常常在取得伟大成就之后,自我膨胀,做出一些令人伤感和遗憾的事来。玄宗李隆基确乎犯了错误,但是,这错误决不是诗人和小说家们在诗歌和小说中渲染的错误。质言之,他的错误不是世俗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政策性的错误。开元盛世,承平日久,误以为内部无忧,加上重视边陲,兵力布置外实内虚;边陲兵力倚重胡人;在文臣武将的矛盾之间,采取纵容和安然处之的态度,以为文臣武将的矛盾是他政权稳固的条件;对文臣武将的矛盾纵容政策,导致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腐败,等等。正是这些政治和政策性的错误导致了严重后果──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唐王一蹶不振,虽经有识之士的努力,但始终没有出现“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盛况,甚至连“永微之治”的局面也没有再现过。这个事件造成的遗憾也是令人痛恨的。不过,这是后话,唐玄宗李隆基的封禅与这些政治和政策性的错误无关。因为李隆基的封禅泰山是开元十三年进行的,此时的李隆基正在“开元盛世”的巅峰上,距离令人伤感的“安史之乱” 还有1/3个世纪的路程。所以,我们说李隆基封禅泰山的政治文化心态,主要是依据他开元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和成就来描述。

       开元十二年,文武百僚、朝集使、皇亲及四方文学之士,皆以理化升平,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玄宗谦冲不许。唐玄宗李隆基早年聪明精干。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底,许多大臣认为李隆基治世有功,应该封禅泰山,以告成功于天,都被玄宗李隆基搁置,直到第四次请求,才被应允。我们从《册府元龟》卷36能见到比较清晰的记载:
       第一次是以吏部尚书裴凗为首的文武百官,称李隆基“握符提象,出震乘图。英威迈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梯航接武,毕尽戎夷之献;耕凿终欢,不知尧舜之力。恶除氛沴,增日月之光辉;庆袭休荣,杂烟云之气色。灵物绍至,休祥沓委。江茅将黍均芳,双觡与一茎齐烈。”这些话虽然是恭维李隆基,但都是一般性的应酬话,缺乏实实在在的具体内容。李隆基对自己的政绩虽然有清醒的认识,但以为实行封禅还或许未臻完善。所以一力辞谢。可见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自我追求的目标是高的:
      自中朝有故,国步艰难。天祚我唐,大命集于圣贞皇帝。朕承奉丕业,十有余年,德未加于百姓,化未覃于四海。将何以拟鸿烈于先帝,报成功于上元?至若尧舜禹汤之茂躅,轩后周文之遗范,非朕之能逮也。其有日月之瑞,风云之祥,则宗庙社稷之馀庆也。天平地成,人和岁稔,则群公卿士之任职也。抚躬内省,朕何有焉?难违兆庶之情,未议封崇之礼。   (《全唐文.报裴崔等请封禅诏》)
       唐玄宗李隆基虽有开元盛绩,但他自己认为还是“德未加于百姓,化未覃于四海”,如果说十多年来,有可以一说的成就,那也只是“宗庙社稷之馀庆”、“群公卿士之任职”,至于个人的功绩,是微不足道的,更不能与尧舜禹汤、轩后周文相提并论。质言之,李隆基追求的是古代贤王的盛世。所以他说:“抚躬内省,朕何有焉。”检视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历史,平庸昏聩的帝王不足道,真正有作为的政治家,前期创业,后期腐败的个人因素之一,便是居功自傲。所以,中国人的名言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建议李隆基封禅泰山的都是侍中源乾曜和中书令张说。 这就是说, 源乾曜和张说等人一共三次向玄宗李隆基上书请求封禅泰山。其中,第一次上书最有代表性:
       陛下靖多难,尊先朝,天所启也。承大统,临万邦,天所命也。焉可不涉东岱、禅云亭,报上玄之灵恩,绍高宗之洪烈,则天地之意,宗庙之心,将何以克厌哉!且陛下即位以来,十有四载,创九庙,礼三郊,大舜之孝敬也;敦九族,友兄弟,文五之慈惠也;卑宫室,菲饮食,夏禹之恭俭也;道稽古,德日新,帝尧之文思也;怜黔首,惠苍生,成汤之深仁也;化玄漠,风太和,轩皇之至理也。至于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麟介,穷祥极瑞,盖以荐至而为尝,众多而不录。正以天平地成,人和岁稔,可以报于神明矣。张说不愧为“燕许大手笔”,文中针对玄宗李隆基效法古代明君圣主的思想动向,向李隆基的灵魂深处发起连珠炮式的猛烈攻击。但是,李隆基毕竟是李隆基,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在大臣们的精神进攻面前,不断地自我克制,自我调节,声称“朕以眇身,托王公之上,夙夜祗惧,恐不克胜,幸赖群公,以保社稷”;“朕承奉宗庙,恐不克胜。未能使四海从安,此理未定也;未能使百蛮效职,此功未成也”。将源乾曜和张说的两次上书搁置一旁。在这种情况下,源乾曜和张说第三次上书,坚持敦请李隆基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说李隆基不去泰山封禅,是“稽天意以固辞,违人事以久让;是和平而不崇昭报。至理而阙荐祖宗”,似乎不去泰山封禅就对不起祖宗,有悖天意。李隆基心回意转,接受封禅之请,发布《允行封禅诏》:
       ……朕昔戡多难,禀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业。是用创九庙以申孝敬,礼二郊以展严禋。宝菽粟于水火,捐珠玉于山谷。兢兢业业,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实以奉遵遗训。至于巡狩大典,封禅鸿名,顾惟寡薄,未惶时迈,十四载于兹矣。今百谷有年,五材无眚。刑罚不用,礼义兴行。和气氤氲,淳风淡泊。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日月于阙庭。奇兽神禽,甘露醴泉,穷祥极瑞者,朝夕于林籞。王公卿士,罄乃诚于中;鸿生硕儒, 献其书于外。莫不以神祗合契,兆同心。斯皆烈祖圣考,垂裕馀庆。故朕得荷皇天之景祐,赖祖庙之介福,敢以眇身,而专其让?是以敬承群议,宏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太宗之鸿业。                (《全唐文》卷29)
       毫无疑问,唐玄宗李隆基懂得,作为一位封建帝王,封禅泰山,对他在舆论上的意义多么重要,但是,李隆基也懂得,一位帝王在政治事业上的成就,以封禅泰山具有多么重要意义。李隆基十分清楚他在建设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深知他在治理社会生活方面的成就,他之所以对封禅与否反复谦让,犹疑不决,主要是在他本人的政治业绩和泰山封禅大典是否匹配方面进行分析、评估。分析、评估的结果,认为他的业绩是和封禅大典相称,于是,大胆决策,实行封禅,是“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太宗之鸿业”的壮举。为此,李隆基在诏书中对封禅事宜作了明确的指示:“所司与公卿诸儒,详择典礼,预为备具。勿广劳人,务存节约,以称朕意。所缘封禅仪注,兵马陪集,并皆条奏,布告遐迩。”由此可见,李隆基对封禅既重视又认真。这里所指称的各项,确乎带着政治家的气质。虽然“勿广劳人,务存节约”在具体操作中不容易做到,但作为皇帝身分的李隆基,却不能不认真宣布。当然,这里的简括指示,大臣们是要付出许多辛劳的。
       众所周知,唐代封禅泰山有许多特殊问题,唐太宗希望封禅泰山,久议而未成;唐高宗封禅泰山,却带了皇后武则天参与祭地神的亚献。唐玄宗封禅泰山,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象高宗一样,带着皇后参加,并且让皇后参与封禅大典的仪式:
       玄宗初以灵山好静,不欲喧繁,与宰臣及侍讲学士对议,用山下封祀之仪。于是张说谓徐坚、韦韬等曰:“乾封旧仪,禅社首,享皇地祗,以先后配飨。王者父天而母地,当今皇母位,亦当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飨,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祗,非古之制也。天监孔明,福善如响。乾封之礼,文德皇后配皇地祗,天后为亚献,越国太妃为终献。宫闱接神,有乖旧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诛灭,皆由此也。景龙之季,有事圆丘,韦氏为亚献,皆以妇人升坛执笾豆,渫黩穹苍,享祀不洁。未及踰年,国有内难,终献皆受其咎,掌座斋郎及女人执祭者,亦多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资革正。斯礼以睿宗大圣贞皇帝配皇地祗,侑神作主。”乃定议奏闻,上从之。            (《旧唐书.礼仪志》)
       张说的议论,主要地针对武则天上泰山封禅,参与祭地祗的亚献仪式和中宗皇后韦氏参加皇帝郊祀的亚献仪式,其理论基础是男女有别,轻视妇女和维护李唐王朝的统绪。高宗李治,仁厚无能,所以武则天有凯觎皇位之意。抛开政治观念不说,武则天个人道德观念亦难于指责。她在高宗有生之年,代行其权,而未夺其位。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对皇帝的要求是两条,一曰才干,二曰道德。有才无德,肯定搞乱天下,搞毁自身;有德无才,无补于天下国家,即使不是自己搞乱天下,也会被别人搞乱天下。只要一有才能,二有道德,能稳定社会,发展生产,促进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在我们看来,叫什么名称,姓张姓李,是男是女,都不必计较,也没有必要计较。但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历史学家、朝廷大臣,包括一部分文人,都在名称、性别、姓氏上大做文章,甚至大动干戈,演出抛头颅、洒热血的事情来。武则天前前后后,包括替高宗李治处理政务,大约是30多年执政,虽然皇帝由姓李改为姓武,由男人改成了女人,但唐代社会稳定,生产力并未遭受破坏。为什么要一个劲儿地反对,连她到泰山烧烧香,拜拜神也容不得?其实,唐中宗李显也是一位无能而孱弱的人,韦氏有凯觎之心,亦属寻常。只是韦氏本人没有武则天的政治才干而已。张说以武则天代李姓为皇帝,韦氏发动政变为由,反对女人参与封禅祭祀,虽然大家(包括玄宗李隆基)认可,但从人类发展进步的角度看问题,却是一个退步。
       张说和徐坚等人讨论中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主上尊天敬神,事资革正”。所谓“事资革正”,就是指封禅礼仪的改革。首先就“革正”了皇后参与祭祀的问题。其次,也提出了封禅仪式在山上或山下进行和玉牒文的问题:
       已丑,日南至,大备法驾,至山下。玄宗御马而登,侍臣从。先是,玄宗以灵山清洁,不欲人多上,欲初献于山上坛行事,亚献、终献于山下坛行事。因召礼官学士贺知章等人讲仪注,因问之, 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时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下(按,此“下”字乃“上”之误植),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以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礼成于三,初献、亚、终,合于一处。”玄宗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于是敕三献于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诸神座于山下行事。玄宗因问:“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对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秘,是故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秘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                          (同上)
       本来,唐高宗封禅泰山时,祭昊天上帝于山下,《旧唐书》记载十分清楚,说“三年正月,帝亲享吴天上帝于山下,封祀之坛,如圆丘之仪。”按照儒学祖师孔夫子的见解:“祭如在”、“诚则灵”,那么不管祭神还是祭祖,不论祭天还是祭地,在什么地方祭,以及如何祭,都不太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诚”,只要态度认真,真心诚意,其他问题都可以因地因时制宜。高宗祭昊天上帝在山下,贺知章等人主张改变,由山下改到山上,而且唐玄宗十分欣赏,说“朕正欲如是”,这是出于一种心理,回避高宗的做法、避免高宗的覆辙。高宗封禅泰山,让皇后武则天参加亚献,最后导致武则天做了皇帝,坏了李唐王朝的统治。那么,高宗上泰山封禅,在山下祭昊天上帝,当然也要“革正”,改到山上去祭昊天上帝。这个文化心态,张说、徐坚、贺知章、李隆基都清楚。不过贺知章似乎更聪明一些,想出了一个正大光明的道理:“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时帝,臣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以垂范来叶,为变理之大者也 ”。 这个道理比张说反对皇后参加亚献,说它是祸乱根由要体面得多。贺知章和李隆基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玉牒文。唐玄宗李隆基宣布,他的《玉牒文》应该公开,让臣僚都了解他的用意: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丕定。上帝眷祐,锡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                 (《全唐文》卷40)
       公布不公布《玉牒文》,本来只是一个仪式问题,但细加分析,却是一个封禅目的问题。贺知章说“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思神仙”,是很有道理的。秦皇、汉武,除了因为政治因素而封禅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两人都迷信神仙的长生不死之药,求长生、求成仙,显然是重要的目的,所以他们上泰山封禅就特别神秘,封禅用的《玉牒文》就秘而不宣。东汉光武帝为了保持帝位的传承,反对非刘氏而王,虽然政治目的是公开的,但他在最后两年之内,对封禅态度有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他的封禅,不能不令人有祈求健康长寿的推测。高宗李治封禅,宣扬祭天祭祖,实在是祈求“ 鸿基永固 ”。至于武则天,封禅的个人目的是十分强烈的。只有唐玄宗公开宣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秘请。”光明磊落,一反前代帝王私心重重之态。从文化心态的角度说,李隆基心胸开扩,眼界高大。他的目的十分明确:“ 谢成于天 ”、“子孙百禄”、“苍生受福”。“谢成于天”,是他对自己的成功充满信心,也深感自豪。“子孙百禄”,是人之常情。“苍生受福”,却不能不说是封建帝王在意识形态上的一次突破与跃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李隆基打“苍生受福”的口号是难能可贵的,应该肯定。另一方面,“子孙百禄,苍生受福”又是历史进步的标志。它标志着人类从在迷信中追求迷信,发展到了在迷信中追求清醒;标志着封建帝王们从在帝王思想中追求帝王,发展到在顾及人民利益的运转中追求帝王的荣耀。这一变化是人类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标志。当然,历史的变化不可能,也不会一次完成,但是,在封禅史上,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文化心态在闪现光芒,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先是车驾至岳西来苏顿,有大风从东北来,自午至夕,裂幕折柱,众恐。张说倡言曰:“此必是海神来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玄宗登山,日气和煦。至斋次日入后,劲风偃人,寒气切骨。玄宗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称:“某身有过,请即降罚。若万人无福,亦请某当罪。兵马辛苦,乞停风寒。”应时风止,山气温暖。时从山上布兵至于山坛,传呼辰刻及诏命来往,斯须而达。夜中燃火相属,山下望之,有如连星自地属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迥,下望山下,休气四塞,登歌奏乐,有祥风自南而至,丝竹之声, 飘若天外。及行事,日扬火光,庆云纷郁,遍满天际。群臣并集于社首山帷宫之次,以侯銮驾,遥望紫烟憧憧上达,内外欢譟。玄宗自山上便赴社首斋次,辰巳间至,日色明朗,庆云不散。百辟及蕃夷争前迎贺。这一段文字不长,计300余字,却是历代帝王封禅祭礼中,表述最好的文字。首先,我们看到了唐玄宗的人格力量。登山之前,寒风袭人,冷气逼人,按照天人相应的观念,这是天对人的惩罚。此时此刻,李隆基勇敢地承担责任,“某身有过”、“万人无福”,皆可以李隆基当罪,接受惩罚,因为“兵马辛苦,乞停寒风。”身为帝王,身当其事,不后退,不推委,确乎堂堂正正,潇潇洒洒。这样一种表现,固然是李隆基的素质反映,不过,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已从原始宗教的愚昧状态中清醒过来,将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将帝王的利益和普通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从神本位走向了政本位,是中国封禅史上崭新的里程碑。公正地说,从原始宗教神本位走向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政本位的思想形态,在高宗和武则天的封禅泰山中已见端倪。在高宗李治的《泰山玉牒文》最后四句话是:“大宝克隆,鸿基永固,凝薰万姓,陶化八纮十分清楚,李治表述的正是政治第一,而神仙第二。需要指出的是,李治的“凝薰万姓”和李隆基的“为苍生祈福”、“苍生受福”还是有明显的程度差别。至少应该说在新价值观念形成上,有尚未成熟和已经成熟之分。其次,尽管玄宗李隆基在泰山封禅也进行通常的祭祀仪式和搞玉检金泥的程式,但是,《旧唐书》作者描述的“时从山上布兵至于山坛,传呼辰刻及诏命来往,斯须而达。夜中燃火相属,山下望之,有如连星自地属天”,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融合,着意于人的审美情趣,大大淡化了神仙气氛,消除了凝滞氛围,增加了轻松愉悦的情绪。这是从原始宗教神本位走向相对文明的政本位的又一特色。
       如果高宗李治封禅开列的周边国家及少数民族首领参与封禅的名单较为简略,那么,随从玄宗李隆基到泰山封禅的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首领的名单,则十分具体:
       壬辰,玄宗御朝观之帐殿,大备陈布。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五天十姓,崙嵛、日本、新罗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               (同上)
       唐代许多文人对唐玄宗的边境政策批评态度,其实,这不过是文人的一种廉价的同情心。从唐太宗到唐玄宗,不能说在边境上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合理的,但是,应该说,许多战争是合理的,不得不打的。例如,前文提及的唐太宗李世民准备封禅泰山,漠北的薛延陀乘机在边境发动战争,虽然进攻的目标似乎不是对着李唐王朝,但战争的连锁反应不能不严加关切。薛延陀击败漠南的思摩之后会干什么,谁也不能预定。何况漠南的思摩是李唐王朝的盟友。唐太宗宁愿放弃封禅大典,而派兵进击薛延陀,是十分正确的。玄宗之世的石城堡之战,也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实,吐蕃先要金城公主下嫁,又要汤沐邑(供金城公主生活之地域)黄河九曲,表现了政治上的蛮横,利益上的不平等,是欺侮李唐王朝的行为。玄宗执政,力雪此耻,坚决进行石城堡战役,虽然损失惨重,毕竟攻下了石城堡。这是政治战!不打是不行的。不打就不能安定边陲。不打,统一大帝国的基础就会动摇。因此,不能象封建历史学家那样,从牺牲人数多少和得地域多少来看问题,以为石城堡之战不该打,是得不偿失等等。有一位名人说过,小孩子有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但处理社会历史问题,却不能按小孩子的意见去办。以为石城堡之战“得不偿失”,亦不过是孩提之见、庸人之见而已。
       唐玄宗关心边陲,他的大臣也关心边陲。在李隆基远离长安,东赴泰山封禅时,张说就特别关切边境的安定:
       说以大驾东巡,恐突厥乘间入寇,议加兵守边,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光庭曰:“封禅者,告成功也。今将升中于天, 而戎狄是惧, 非所以昭盛德也。”说曰:“ 然则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比屡求和亲,而朝廷羁糜,未决许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来,则戎狄君和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馀矣。”说曰:“善,说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俭之子也。
       上遣中书直省袁振摄鸿胪卿,谕旨于突厥,小杀与阙特勒、暾欲谷环坐帐中,置酒,谓振曰:“吐蕃,狗种,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后求婚独不许,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岂问真伪!但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振许为之奏请。小杀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贡,因扈从东巡。             (《资治通鉴》卷212)
       当然,安定边陲,维持统一,不一定非动用刀兵不可。唐太宗安定薛延陀,是因为薛延陀刀兵南下,才大动干戈,四路出击。唐玄宗安定边陲,只由于突厥要和亲,取个冒牌的帝女做妻子,以光门楣,当然就遣使和谈。突厥要求和亲,大约和开元十几年间李隆基国力强盛、经济和文化繁荣兴旺有密切的关系。或许真的由于突厥随从李隆基封禅泰山,影响了许多国内少数民族的首领或侍臣参与泰山封禅,前边引用的《旧唐书?礼仪志》的文字,那一串名单中开列的少数民族的周边国家,虽有能说个个都是受突厥影响,是完全可能的。有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参加,玄宗李隆基的封禅泰山,不仅是开元盛世的标志,而且也是各民族大团结和各国和平友好的标志。

 


       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泰山,在泰山上留下了巨大的摩崖石刻—─《 纪泰山铭》:
       维天生人,立君以理,维君受命,奉为天子。代去不留,人来无已,德凉者灭,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万邦。罄天张宇,尽地开封,武称有截,文表时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礼备封禅,功齐舜禹,岩岩岱宗,我神主。中宗绍运,旧邦维新,睿宗继明,天下归仁。恭己南面,氤氲化淳,告成之礼,留诸后人。缅余小子,重基五圣,匪功伐高,匪德矜盛。钦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诚动天,福我万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禅奕奕,或禅云云。其迹不见,其名可闻,祇文祖,光昭旧勋。方士虚诞,儒书龌龊,佚后求仙,诬神检玉。秦灾风雨,汉污编录,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观政,名非从欲,铭心绝岩,播告群岳。据有关资料,今所见泰山摩崖石刻,文是玄宗做的,字是玄宗写的。从这个石刻文字不仅能窥见李隆基的学术功底,也可见其书法才能。
       《 纪泰山铭 》在所引“铭文”之前,有一段序文,叙述与泰山有关的历史和神学思想,解释李隆基自己决定封禅的经过。所引的铭文,先述唐王朝的光荣历史,次述封禅目的,最后贬抑历代封禅而呈述己意。“道在观政,名非从欲”,是他的结论,也是他的自信。我们已经充分注意了封禅到唐代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成熟的标志,是唐玄宗。李隆基认为,秦始皇封禅“灾风雨”, 汉武帝封禅“ 污编录 ”,实在是因为“德未合天”,所以才有“灾风雨”、“污编录”之“辱”,只有他李隆基才封禅成功,不仅无“灾”“污”之辱,而且又充分享受了祥瑞之气,所以他骄傲地宣布:“道在观政,名非从欲。”开元之治的盛况,使他踌躇满志。
       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唐玄宗李隆基的个人素质表现得太自信,太骄傲,不象秦始皇、汉武帝那样战战兢兢,谦恭自谨,其实,这不是个人素质问题,而是时代的文化心态问题,秦始皇、汉武帝在上帝和群神面前诚惶诚恐,是重神轻人的表现,是神本位的标志;而唐玄宗李隆基在天帝面前信心百倍,是从神本位走向了政本位:“道在观政”。而他的政绩──开元之治,真值得自信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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