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未遂封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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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公元649年),李渊的次子,唐代的第二位皇帝。他的声誉却远远超过他的父亲高祖李渊,虽然是第二代皇帝,却形同开国之主。他的“贞观之治”为历代的历史学家津津乐道,以为是创造了地主阶级政权的辉煌时代。

       隋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豪强乘势夺权。李渊父子自山西起兵,兼并天下。李世民屡建战功,而政见每与乃父不合。李渊建立王朝之后,李世民任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为秦王。7年后,又进位中书令。李渊虽然是有唐一代的开国之君,实际上胸无大志,不过是酒色之徒而已。《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李世民与裴寂共谋起兵,动员李渊的故事,极为有趣:
       十三年,拜太原留守,击高阳历山飞贼甄翟儿于西河,破之。是时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知之,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官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然未有以发。而所在盗贼益多,突厥数犯边,高祖出兵无功,炀帝遣使者执高祖诣江都,高祖大惧。世民曰:“事急矣,可举事!”已而炀帝复驰使者止高祖,其事遂已。为了让李渊起兵反隋,用隋宫宫人私侍李渊,实在说明李渊是酒色之徒。而李渊中计之后,又对儿子李世民装佯,假意不许,还“执世送官”,就痞味十足了。直待刘武周起兵反隋,进攻李渊的汾阳宫时,李渊才募兵,以计杀隋将,正式起兵反隋。
       李渊起兵之后,在军事上进展十分顺利,很快便登上皇帝宝座。李渊起兵过程中,李世民屡立战功,而且常常在关键时刻起扭转局面的作用。如李渊至霍邑,“会天久雨,粮且尽,高祖欲谋还太原”。此时,李世民挺身而出,认为退兵“则众散于前,而敌乘于后,死亡须臾”,坚决分兵进击。当李渊与长子建成被隋兵战败后退之际,又是李世民勇敢地率军奋战,杀隋将而挽回败局,直捣长安。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是皇位父传子,家天下。《新唐书.太宗本纪》称:“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功益高,而高祖屡许以为太子。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未发。”综观,唐初史料,李渊身边最有影响的是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李世民雄心勃勃,不仅有将帅之勇,而且有帝王之才。李渊原是好色之徒,乘时而起,幸而为君,建成元吉,亦大有乃父之风。因此,李渊在人情气度上,与建成、元吉相似,故而有倾心之嫌。但又畏惧李世民雄才大略,战功卓著,大得人心。虽时时许立太子,但又不甘心。终以立长为由,以建成为太子。父子兄弟之间在权力分配上有一场既微妙又复杂,既勾心斗角又真刀真枪的政治游戏:
       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官,因自陈曰:“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若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高祖已诏裴寂、萧瑀 、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欲令穷核其事。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官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尉迟敬德杀之。     (《新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
       这就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宫廷政变──玄武门之变。其实,玄武门之变,早就在酝酿。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明知建成“不闲政术”,依然立建成为太子,并派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辅助。到武德四年,太宗李世民的影响日益增大,“高祖私许立为太子”。这显然是故意挑起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史书上说,“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此后建成、元吉或招集四方骁勇,或募请长安恶少,或交结宫中李渊之宠幸,或企图用药酒毒杀,种种阴谋,桩桩诡计,都对着李世民。显而易见,李建成、李元吉与李世民兄弟间政治游戏的导演是李渊,是李渊利用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来维持自己的利欲。当建成、元吉利用药酒使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升”之后,李渊一面对建成说“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一面又劝李世民离开长安:“观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随后,又听从建成、元吉之计,留李世民于长安。李渊对李世民是又惧又恨:
       时太宗为陕东道行台,诏于管内得专处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给田数十顷。后婕妤张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诏赐焉。神通以教给在前,遂不肯与。婕妤矫奏曰:“敕赐妾父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责太宗曰:“我诏敕不行,尔之教命州县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谓裴寂等:“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新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
       这一段记载,我们至少有两点可说,李渊宠幸张婕妤,有求必应,赏赐无度,生活上糜烂腐朽,这是一。其次,是非不分,政治上糊涂昏聩,不辨贤愚。公然将李世民的治世有方,说成“在外专制”,被读书的知识分子教坏了。更为令人不快的是,他专听妇人之言,疏远李世民。李渊的另一位宠幸尹德妃也上诉:“秦王左右凶暴,凌轹妾父。”李渊又信以为真,盛怒之下,指责李世民:“尔之左右欺我妃嫔之家,一至于此,况凡人百姓乎!”可见李渊不过是酒色之徒,在政治上是昏庸之辈。《新唐书》的作者深知李渊在李世民兄弟之间玩弄的极其拙劣的把戏,又不便于直言指陈,只好说“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废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转蒙恩宠。”其实,李渊不知道,他的卧榻之上,建成、元吉亦曾翻滚,他最宠幸的张婕妤、尹德妃恰恰是与他兴味相投的宝贝儿子建成、元吉“内连嬖幸”的对象,史称“皆与之淫乱”。因此,当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射杀建成,尉迟敬德杀元吉之后,高祖李渊就惊慌失措,问计于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
       高祖大惊,谓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萧瑀、陈叔达进曰:“臣闻内外无限,父子不亲,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建成、元吉,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已来,又无功德,常自怀忧,相济为恶,衅起萧墙,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盖天下,率土归心,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陛下如释重负,苍生自然从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抚之曰:“近日已来,几有投杼之惑。”太宗衷号久之。     (同上)
       萧瑀、陈叔达实际上都是李世民的亲信。萧瑀和陈叔达对李渊的进言,实质上是替李世民逼宫。李世民不便说的话,萧、陈二位一古脑儿说了个明明白白。李渊虽费尽心机,但毕竟大势已去。好在李渊深知利害,非常痛快地接受了“ 处以元良,委之国务 ”的建议。当然,双方都演了一段戏,双方都找了一个台阶。只是李渊的台阶下起来忍气吞声,李世民的台阶下起来气势不凡而已。李渊称“委之国务”是他的“夙志”,显然是假话,说“几有投杼之惑”,显然是无可奈何的话。“投杼”用曾参母亲的故事: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正在织布,闻此言不信,织布如故,机杼不停。 第二次来告,亦不信,如故。到第三次来告,“投杼踰墙”而走。也就是说,到第三次,曾参母亲相信了谣言。投杼之惑,就是自己相信了建成、元吉的谣言。就君臣关系而言,是皇帝向大臣检讨认错,就家庭关系而言,是父亲向儿子检讨认错。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必须“哀号”几声,何况他还射杀建成并由部下杀元吉呢!6月4日玄武门之变,8月李渊正式让位, 李世民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开创他的帝王伟业。
       李世民在中国地主阶级政权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向为人乐道。“帝即位四年,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确是政绩辉煌。无烦细说。我们以为,李世民最突出的是“纳谏”与“自律”。中国封建帝王,以天子自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权力一“至高”或“无上”,就会迅速腐败。“纳谏”就变成“独断专行”,“自律”就变成“骄奢放纵”。常常是功越大,越独断专行和骄奢放纵,而李世民似乎是个例外,功绩大大,而自律严严,虽不无可指责之过,但大体清勤自守,不失明君风采。
       讲到唐太宗李世民的纳谏,少不了要讲他与魏征的关系。
       魏征(公元580年-公元643年),字玄成。今河北省馆陶县人。入唐,初随太子建成,是建成的重要谋士,曾劝李建成早日灭李世民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李世民杀建成、元吉之后,显然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而且太子建成和巢王元吉,都各自是一个势力集团,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李世民为了缓解这个舆论压力,就从魏征身上做了工作:
       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    (《新唐书.魏征传》)
       李世民玄武门之变,面对杀兄杀弟的局面,从政治的角度说,是权力之争;从历史的角度说,是贤不肖之争;从家庭的角度说,是兄弟残杀,李世民难逃其咎。李世民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势力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彻底消灭。二是分化瓦解,该打的坚决打,能拉的坚决拉,对个别有影响能起作用的坚决重用。李世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代表人物选择了魏征。魏征曾忠于建成,是政敌,拉过来,化敌为友,对缩小建成的影响会起极为有益的作用。于是,宽容大肚,“器其直,无恨意。”并且,李世民即帝位后,拜魏征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果然,魏征归顺李世民之后,为李世民解困,做了极有益的工作:
       当是时 ,河北州县素事隐 、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征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祸不可解。”帝曰:“尔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传送京师,征与其副谋曰:“属有诏,宫府旧人普原之。今复执送志安等,谁不自疑者?吾属虽往,人不信。”即贷而后闻。使还,帝悦,日益亲,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蕴无所隐,凡二百馀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由是拜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同上)
       显而易见,李世民用人有方,魏征事主有术,两人一拍即合。魏征替李世民完成了缓解隐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余党与李世民的矛盾,使李世民稳定大局,迅速走上皇帝宝座。需要指出的,李世民用魏征,开初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玄武门之变,虽然李世民是胜利者,但在社会世俗舆论上,必然受到困扰。用魏征,可以缓解这个困扰。李世民的好处是,能将魏征的作用发挥到底,由缓解玄武门之变的矛盾,到治国平天下,择善而从,确乎表现了纳谏的持续性。所以一生犯过错较小,较少。
       魏征的善谏,李世民的纳谏,两《唐书》和《贞观政要》每有记载,无庸细述。值得一提的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可以认为是善谏的纲领: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得。这些原则,不仅对千年以前的帝王有鉴戒的作用,而且对千年以后的普通人也有鉴戒作用 。魏征曾坦率地对李世民说,“ 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他举例说,尧舜时代,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尽管有奸人,也不能妨碍尧舜了解下情。秦二世只信赵高,“天下溃叛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贼徧天下而不得闻。”他希望做“良臣”,不做“忠臣”,因为“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传承,流祚无疆;忠臣,已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只取空名。”这些话,对李世民有警策作用。说实在的,魏征的存在,给李世民提供了警钟长鸣的作用。当然,李世民的个人素质良好,对警钟的鸣声特别敏感,依警钟而自律,实在是历史上罕见的君臣现象。
       李世民在物质享乐面前,也能够严格自律,是又一个特殊社会现象。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迳,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龟,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      (《贞观政要.贪鄙》)
       社会有剩余财富,社会财富占有存在差别,贪财受贿就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人类的物质欲望单靠自我精神调节,只有贪得攫取无操作可能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一般说来,人若具备贪取或攫取财物的条件时,贪取或攫取就是可能的,人自身精神调节制止的可能性是很低很低的。因此只有社会的强力制止才能提高制止的可能性。要提高人自身精神调节制止的可能性,则只有人具备高度责任感和高度素养时,才成为可能,这种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其概率是很小的。唐太宗李世民深知人的心理状态,在谈话中,分析爱财之道。如果不贪不取,好生做官,则俸禄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终生所得,则将令人侧目。“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败露,则“禄秩削夺”,贪贿全无,终生困顿。两相比较,不贪为上。并且坦诚相告,他自己不做贪财亡国的蜀王,也希望大臣们不做贪财而死的田延年。他不仅从大道理上告诫大臣,警戒自己,而且从心理学上劝诫大臣:
       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过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同上)
       在法制严肃,纪律严明的时代,羞耻之心,畏惧之心,常人皆有之。在法制松弛,纪律荒废的时代,民无羞耻之心,官无畏惧之意,则盗贼横行,贪贿成风。这几乎是规律性的现象。因此,权力一定要有约制和监督,人的社会行为一定要遵循准则,而且是强制性的准则,否则,社会结构就必然产生局部的乃至整体的动荡。李世民深谙此道,他给自己设置的制约力量是“畏天地”,给大臣们设置的制约力量是“小心奉法”。封建时代的“法”是皇帝定的,虽然代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皇帝的权限永远超过法律,皇权大于法律,因而,制约皇帝的不是法,而是人们虚构的天神地祇。聪明的皇帝自然明白天神地祇的制约意义,而昏庸之主就什么也不放眼里,肆意妄为,直至身亡国灭为止。李世民这种严格的自律,虽不一定十分科学,但他奉行不辍,确乎堪称一代明主。《新唐书》的作者称赞李世民说:
       盛者,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新唐书.太宗本纪》)
       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是超人,他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存在,他的成功和局限都会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杰出的人能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但他的推动发展与进步的程度又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所以《新唐书》的作者不无遗憾地说:
       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欺焉。这里的指责,基本符合事实。这里的惋惜,也不无道理。综统而言之,李世民是中国封建地主阶段政权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毫无疑义的。
       李世民虽然强于自律,但也是血肉之躯,有常人之性,免不了在客观的诱惑面前,产生心灵上的震动。
       据《册府元龟》记载,自从东汉光武帝之后,又多次议论封禅,到晋代,封禅泰山已演变成通过“弘礼乐之制,正三雍之典”,来实现“扬名万世,以显祖宗”的目的。李世民在接管政权之后,不数年就政通人和,天下大治,自然会自我欣赏,自我庆幸。既然封禅泰山可以扬名万世,自然可以一试。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正月,朝集使赵郡王孝恭等提议李世民到泰山封禅。《资治通鉴》说,手诏不许。检《册府元龟》卷三五、得手诏文字:
       省有具怀。自有隋失道,四海横流。百王之弊,于斯为甚。朕提剑鞠旅,首启戎行。扶翼兴运,克成鸿业。遂荷慈眷,恭承大宝。每日昃思治,弗敢康宁。竞竞夕惕,用忘兴寝。履薄驭朽,不足为喻。赖三灵显命,百辟同心,海外无尘,远夷慕义。但流遁永久,凋残未复,田畴多旷,仓廪犹虚,家给人足,尚怀多愧。岂可遽追前代,取讥虚美。所望恂恂济济,协力尽诚,辅其不逮,致之王道。如得雅颂形于金石,菽粟同于水火,反朴还淳,当如来议。
       即位之初,虽然有显著的治绩,但隋末遗留的社会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东巡封禅,消耗过多。有识之大臣,自然反对。魏征就以滨海地区,土地荒芜,人民生活并未改善等为由,加以反对。从李世民的手诏看,李世民对自己的功绩,估计是充分的,对封禅扬名,内心深处是抱着希望的,只是碍于一部分大臣的反对,不得不忍痛克制。说“如得雅颂形于金石,菽粟同于水火,反朴还淳”,才可以去封禅。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李世民执政期间,很想到泰山封禅。从《全唐文》、《资治通鉴》等重要文献看,唐太宗李世民或下令封禅,或下令讨论封禅,或下令停止封禅,反反复复,说明李世民的内心状态。质言之,李世民希望去泰山封禅,“扬名万世”。但他又十分小心谨慎,一有风吹草动,例如大臣反对,水旱灾害,边境战争,他都能自我克制,取消预定的活动,包括封禅大典。贞观五年正月的地方大臣提议封禅被中央大臣制止之后,时间相隔不到一年,即本年底,又一位地方大臣武士?再次提议李世民到泰山封禅。这一次建议,史书未加记载,唯《册府元龟》收录此事。但是这次提议,又被李世民否定:
       帝曰:“隋末分离,群凶竞逐。我提三尺剑,数年之间,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为纷更,今乃袭我衣冠,为我臣吏。殊方异类,辐辏鸿胪,朕文教所来也。突厥破灭,君臣为俘,安养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爱之道也。林邑贡能言鸟,新罗献女乐,悯其离本,皆令返国,是朕敦本也。酬功录效,必依赏格;惩恶罚罪,必据刑书。割亲爱,舍嫌隙,以弘至公之道,是朕崇信也。非朕苟自矜伐,欲明圣人之教不徒然也。比年谷稼频登,疾疚不作,诚宜展礼名山,以谢天地,但以丧乱之后,民物凋残,惮于劳费,所未遑也。”明眼人不难看出,李世民拒绝封禅泰山,实在是恋恋泰山。他不厌其烦,叙述自己的“武功”、“文教”、“仁爱”、“敦本”、“崇信”,实在是相信自己有资格去封禅泰山。这种内心活动,他自己也觉得表白得太过分,不得不加以掩饰,说“非朕苟自矜伐”,而是为了弘扬圣人之道,“欲明圣人之教不徒然也”。用圣人的旗帜,遮盖个人的欲望,是中国古代人文心态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大概还是由于大臣们的反对,他不得不宣称“丧乱之后,民物凋残,惮于劳费”,暂不去泰山。欲望是暂时地压下去了,但内心愤怒,并没有消除。《资治通鉴》于贞观六年条下,记载了李世民与魏征争论封禅与否的问题,李世民言词之激烈,咄咄逼人,魏征态度之坚决,也十分感人:
       文武官复请封禅,上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好像是深通哲理,深明大义,以为不必登泰山之巅而封禅祭天,才能证明自己是贤能之君,也不必以为只有登泰山封禅,才能表示对天地神祇的诚敬。见解确乎不凡。但是,这不过是李世民的权术,搞所谓谦让再三的游戏。遗憾的是,李世民谦让再三的游戏,被直言敢谏的魏征搅乱了,魏征坚决反对封禅。史称“群臣犹请之不已,上亦欲从之,魏征独以为不可”。这个“独以为不可”,使李世民心中不快。李世民以为,“群臣”拥戴封禅,魏征“独以为不可。”“独”说明魏征是少数。于是,李世民气势汹汹,向魏征挑战:
       上曰:“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
       曰:“高矣!”
      “ 德未厚邪?”
       曰:“厚矣!”
       “中国未安邪?”
       曰:“安矣!”
       “四夷未服邪?”
       曰:“服矣!”
       “年谷未丰邪?”
       曰:“丰矣!”
       “符瑞未至邪?”
       曰:“至矣!”
       “然则何为不可封禅?”
       司马光领导的秀才们虽然是在编历史,但实际上能准确地把握唐太宗李世民的情绪。在魏征的每一句话前,冠以“曰”,而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话,除第一句冠以“上曰”而外,其余六句,皆不著“曰”,以示语气急切,一气直下,不容分辩。但是,魏征亦不失大臣风度,从容不迫,每句加“曰”,既缓冲李世民的气势,又胸有成竹,不失大臣之体。直至李世民锐气放尽,魏征才从容应对,力陈利害:
       对曰:“陛下虽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不赀,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灾害,陛下将焉用之!”贞观六年,唐太宗李世民没有封禅,是不是因为魏征的反对呢,《资治通鉴》未加说明,但在魏征的话后加“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却能说明李世民能够自我克制。以国事为重,大约是李世民一生少犯过错的重要原因。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真的按捺不住,意欲封禅泰山。国子监博士刘伯庄、睦州刺史徐令言都上书言封禅之事,但是,两人却对封禅仪礼说法不同。唐太宗下令秘书少监颜思古、谏议大夫朱子奢等人,研究封禅事宜。据说,颜思古和朱子奢“与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参议得失,议者数十家,递相驳难,纷纭久不决”。颜思古,《旧唐书》本传作颜师古,武德初年,任李世民记室参军,是唐代著名训诂学家,他的《汉书注》“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他参与的封禅仪典尚不能尽如人意,可见制定封禅仪典之难。于是,李世民又指派房玄龄、魏征、杨师道三人博采众议,参酌论定。
       其议昊天上帝坛曰:“将封先祭,义在告神,且备谒敬之仪,方展庆成之礼。固当于坛下址,预申齐洁。赞飨已毕,然后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渐。今请祭于泰山下,设坛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坛长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
       又议制玉牒曰:“金玉重宝,质性贞坚,宗祀郊禋,皆充器币,岂嫌华美,实贵精确。况乎三神壮观,万代鸿名,礼极殷崇,事资藻缛。玉牒玉检,式韫灵奇,传之无穷,永存不朽。今请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各五寸。玉检厚二寸,长短阔狭一如玉牒。其印齿请随玺大小,仍缠以金绳五周。”          (《旧唐书.礼仪制三》)
       此外,房玄龄、魏征等人议定的封禅仪典还包括玉策、金匮、方石再累、泰山上圜坛、圆坛上土封、玉玺、立碑、设告至坛、废石阙及大小距石等。这是从秦始皇封禅泰山以来,关于泰山封禅仪具、礼仪讲的最详细最明白一篇文字。因为本身只在说明,读起来趣味性稍嫌不足,仅录两条说明,以备一格。看来,朝内朝外,朝上朝下,争论五六年,才趋于一致。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夏,李世民正式下诏,“以来年二月有事于泰山”。可是《资治通鉴》又说,“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薜颐上言,未可东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诏罢封禅。”由此可见,这一次的封禅,又以流产而告终。我们在《全唐文》中找到了李世民的《停封禅诏》,他说:
       今太史奏,有彗星出于西方。朕抚躬自省,深以战栗。良由功业之被六合,犹有未著;德化之覃八表,尚多所阙。遂使神祇垂祐,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寝兴靡措。且旷代盛典,礼数非一。行途之间,劳费不少。东夏凋弊,多未克复。将送仪仗,转运粮储,虽存节省之仪,终烦黎庶之力。非唯上亏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更张,抑有故实。前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宜停。李世民说过,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运作过程中,上至皇帝,下至大小臣僚,皆应有所畏。若无所畏,必然腐化堕落。李世民声称他畏天,要求臣下畏法。倘若不畏天不畏法,就是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在中国文化心态中,是一个不祥之词,也是批评目无法纪的强硬之词。如果一个王朝的帝王和大臣都无法无天起来,大概就是王朝末日的到来之日。李世民在这里真的是畏天。有“天”可畏,总比无“天”可畏要好。不过李世民以“彗星出于西方”而停止封禅,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
       检《资治通鉴》,在李世民下诏停止封禅泰山的同时,正是太子李承乾勾结突厥人刺杀于志宁的时候。于志宁是唐太宗的亲信之一,李世民委派他辅助太子李承乾。在于志宁就任之际,李世民对于志宁说:
       古者太子既生,士负之,即置辅弼。昔成王以周、召为师傅,日闻正道,习以成性。今太子幼,卿当辅以正道,无使邪僻启其心。勉之,官赏可不次得也。(《新唐书?于志宁传》)
于志宁忠于职守,多次给太子提意见。李世民满意,而太子却怀恨在心。太子居然“私引突厥,与相狎比”。此乃朝廷大忌,亦政治生活之大忌。理所当然地遭到于志宁的反对。于是太子李承乾派张师政、纥干承基刺杀于志宁。只是由于看见于志宁“憔然在苫块中,不忍杀”,才得以幸免。李世民得知此事,自然心中惴惴不安。搞政治的人,都特别敏感,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都不无戒心。李世民自然对李承乾的行为特别敏感。只是这种敏感难于启齿,只能放在心里,体现在行动上。所以,李世民得知李承乾的行为之后,一面对李承乾身边的人严加惩处,“宫臣皆罪废”,一面对于志宁大加慰勉:“闻公数谏,承乾不听公,故至此。”李世民对这件事敏感,因为太子圈是唐王朝的后院,后院里的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居安当思危。
       其次,正如《新唐书》作者所批评的,李世民“好大喜功,勤兵于远”。贞观十五年前后,东方的高丽,北方的突厥,是李世民注视的对象,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唐王朝和李世民的关切。李世民宣布去泰山封禅之后,远在大漠以北的薛延陀,越大漠而南,进攻突厥族:
       薛延陀真珠可汗闻上将东封,谓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兵,合二十万,度漠南,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御,帅部落入长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本来,薛延陀攻打突厥,不能说与唐王朝没有关系,但是,关系并不直接。突厥被唐王征服后,与唐王结成归顺关系,事实上受唐王朝的保护。另一方面,李世民对边境少数民族存有戒心,总是担心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整个边境的不稳定。于是派营州都督张俭压薛延陀东境;兵部尚书李世勣屯朔方;右卫大将军李大亮屯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出云中;凉州都督李袭誉出薛延陀之西。五路大军三面包抄,真是大军压境,势在必胜。并且在诸将出征之时,李世民亲自叮嘱:
       诸将辞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负其强盛,俞漠而南,行数千里,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备,急击之,思摩入长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烧秋草,彼粮糗日尽,野无所获。顷侦者来,云其马?林木枝皮略尽。卿等当与思摩共为犄角,不须速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破之必矣。”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显而易见,李世民是驾驭战争的能手,他对薛延陀的优势与劣势了如指掌,并且对对方行军途中的细节,搞得清清楚楚。兵家常说,“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果然,薛延陀一看形势不利,突厥身后站着一个强大的李唐王朝,于是“遣使入见,请与突厥和亲”。唐王朝当会允许薛延陀退而求其次,结果,李世民大败薛延陀。当薛延陀的使者北归时,李世民则警告薛延陀“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李世民的原则,是保持边界稳定,相互斗争和背反唐王朝都是不能允许的。薛延陀战事至此结束,但是薛延陀发动战争的起因却是“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 这不能不引起李世民对边事与封禅互动关系的重视与关切,这当然是他决定停止封禅的因素之一。尽管停止封禅在薛延陀南侵之前,但薛延陀南侵之前,李世民一定早就有军情预报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双方都应有一个准备过程,突然行动是极为罕见的。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正月,李世民要圆封禅泰山的旧梦,“诏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禅社首;馀并依十五年议 ”。贞观十五年未曾实现的封禅,将于贞观二十二年举行。然而遗憾的很,正月里决定的事,到了8月份又被取消,“诏以薛延陀新降,士功屡兴,加以河北水灾,停明年封禅”。检《全唐文》,我们又找到了贞观二十一年的《停封禅诏》,有关文字摘引如下:
       而今延陀一姓,流窜西陲,控弦万计,初归正朔,亡其沙塞之地,游魂戴斗之乡。一物之微,犹惊心于夕惕;九夷乃陋,岂忘怀于施生。新就絷维,理须安置。又以朕往岁躬勤拯溺,至于炎月,沿比不安。公卿庶僚,各陈诚请。遂有翠微之役,非无版筑之劳。既而山谷阻深,朝宗有碍,重披丹恳,请建玉华。朕以寸心,经作亿兆。冒兹隆热,贻朝野之深忧;允乃诚忱,副率土之佥望。遂复频有兴造,恐致劳烦。兼闻河北数州,颇伤淹涝。朕为人父母,思济黎元。顺动升中,理无兼遂。其介邱大理,宜且权停。这份《停封禅诏》解释停止封禅的理由是三条,一是薛延陀“初归正朔”,“理须安置”。二是“有翠微之役。三是“ 河北数州,颇伤淹涝”。凡此三项,皆与《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合。诏书没有写到的是这一年还和高丽发生战争。虽然这次战争以高丽失败和唐王朝胜利告终,但毕竟是一件大事。
       综观李世民一生企图封禅泰山,每议每停。使人确信李世民是地主阶级政权建设中最有成就的人之一。除武功文治之外,李世民最大的个人特色是“自律”,他常常依据客观的情势来限制或克制个人的主观愿望,将个人的欲望限制在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一旦发生矛盾或冲突,就坚决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直至取消个人的欲望,这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4月,李世民逝世。封禅泰山,永远是他一个美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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